"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魏晋文士嗜酒与生命智慧的践行

酒溶入文士之生活、创作以至与生命智慧相联系,是始兴于汉末盛极于魏晋.关注生命及生命智慧的自觉,是魏晋文士嗜酒的思想渊源.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灼着生命智慧之光,体现为"三度"追求即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生命智慧的自觉及践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论魏晋妇女生活及思想中的新因素

魏晋妇女生活及思想中涌现出的新因素是魏晋时代大变动下的产物.以前大家在研究魏晋生活及思想时常常忽略了妇女的存在,或者少有关于妇女的专门论述.其实,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是研究这段历史时不可或缺的方面.本文拟对魏晋妇女在生活及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新因素的内涵和意义作大致的阐述,并试图探索生成这些新因素的原因.     

楚辞和魏晋文学

中国文学到了魏晋时代,已具有富厚的沉淀和多重范式,《诗经》、汉赋、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竞为辉煌,对魏晋文学的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楚辞对魏晋文学的架构也起过无法替省的特殊的作用.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大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作为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地记述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人把《世说新语》中描述魏晋士大夫的各种各样具有时代风貌的言行,概括为“魏晋风度”.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党锢之祸、军阀混战、饥馑灾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剧烈动荡,这些动荡使魏晋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状况.门阀制度是魏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东汉中叶新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公元220年,曹魏统治者制定九品官人法,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统治,就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期间,尽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门阀士族争夺皇权的斗争.     

才华横溢难济世政绩斐然亦悲情——从潘岳文化现象看魏晋文人的命运

魏晋年间,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堪.面对黑暗动乱的社会现实,许多有才华的文人虽然最初怀有实现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却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党争,惨遭杀戮.潘岳作为魏晋文人的代表,他才华横溢,至情至性；积极入世,为政清明,却仕途多舛,卷入党争,落得三族夷灭的悲惨结局.这是整个魏晋时代的悲哀.     

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魏晋诸子注重整合先秦两汉的思想资源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如先秦诸子一般“自开户(片庸)”.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表现在“理”与“事”两个方面,魏晋诸子既历时性地仿效先秦两汉子书,又共时性地互相重复.从子书篇名、著述结构、论述方式、用其情况来看,魏晋诸子“屋下架屋”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是子书本身对“博”的规定性及魏晋尚博通的世风、诸子学派倾向弱化、地域文化建构的客观需要、拟古仿作的潮流等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心理调适与终极关怀——魏晋士林心隐之路探析

魏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于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运,士林身心因此而备受煎熬.在维持士人生存及风度的艰难之旅中,魏晋士林与混乱的时局进行了长期痛苦的调适.历经愤世嫉俗的营生、放荡不羁的混世直至怡情自然的逍遥等一系列心路历程之后,魏晋士林终于从政治关怀、人生关怀的跋涉中.找到了一条超然物外的心隐之路.道家道教的终极关怀最终使得士人将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潇洒飘逸的风度在魏晋特有的现实中较好地统一起来.     

肩胛与器量

肩胛是实的,有形的,凡是人都有肩胛,器量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所谓“担肩胛”,也就不那么实了,需要仔细琢磨,才能了然。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魏晋时期河西的民族结构研究

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聚居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他们人数众多,时叛时降.他们与汉族交错杂居,对河西地区影响深远,使魏晋时期的河西走廊呈现出多种民族聚居的居民结构.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神话与魏晋诗歌

神话在魏晋诗歌中广泛地存在,构成魏晋诗歌的重要内容。神话对于魏晋诗歌,在内容、形象、语言、深层涵义以及诗人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魏晋诗歌也对神话的发展发生作用,促进了神话的仙话化。魏晋诗歌广泛地运用神话,这与神话自身的丰富意蕴、神话的自然发展、魏晋时期搜奇记异的社会风气以及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都有关系。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从萧萧肃肃到超凡入圣——兼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爆发时代,鲁迅曾将它称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音乐上“自觉时代”代表的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容置疑.嵇康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俊才””奇才”的高深造诣,而且还体现后世文士的广泛景仰.嵇康生活在错综复杂矛盾激化的魏晋时代,从独尊儒术到清净无为.,文艺美学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了魏晋时期音乐艺术由传统儒家功利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注重个人情感体验及尊重艺术特殊规律的审美倾向.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魏晋玄学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折

随着大一统汉王朝的解体,纲常名教在魏晋之际也逐渐失去理论统治地位,在乱世中寻求精神解放和幸福的魏晋士人对传统价值标准和信仰追求由怀疑到否定,并进而形成了玄学.魏晋玄学家的幸福观以其畅性情之自然、重生命之长久、贵精神之自由、尚行为之放达的基本价值取向诠释了对"名教"反思后的一种自然论,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以后的各个生活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人的觉醒”的征显历程

本文从汉末到魏晋主要诗人的作品入手,侧重分析了诗歌中的个体生命意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从而论述了魏晋 "人的觉醒"在不同时期诗歌中的表现,说明诗歌中"人的觉醒"的征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