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问》的史学价值

《天问》对天地间一切事物发问,集中表现了屈原深邃的思想与学术造诣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这喷薄而出的泄愤、讽谏、怀疑、穷究事理的过程中,《天问》保存了珍贵丰富的古史资料,甚至有些是不见于它书的第一手资料。《天问》或录史之实,或发史之微,或正史之误,或补史之阙,或疑史之论,或启史之思,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试论《九歌》与《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针对其作品中关于男女恋爱的情节,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认为是诗人用以隐喻自我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文章在对《九歌》和《天问》中涉及男女之情的细节阐释中,发掘出本来浅浮于文本表层却不被后人所注重的,屈原本人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观点,同时分析出文本中彰显的矛盾的婚恋观正是由于诗人受南北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所致。     

《天问》中动物异类相触事象考释

<天问>中的动物异类相触事象与我国古代氏族集团的联合与冲突相关.动物相亲为联合标志,而动物相斗即冲突体现.     

《天问》中昆仑神话新释

《天问》一诗,从"昆仑县圃"到"乌焉解羽"一段内容,并非多个异闻传说的组合,而是属于一个共同体——昆仑神话。将《天问》中的昆仑神话与《山海经》和《淮南子》等书的相关记载相比较,并逐句释读,可揭示《天问》中昆仑神话的真正面貌。在此基础上研究《天问》的结构,发现《天问》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应划分为问天、问地、问昆仑三个段落,其结构整饬,极有条理。     

《天问》中的“爰”大半是疑问代词

《天问》中的"爰",王逸注为"於也",人们习而不察,但这个解释实际似是而非。因为《天问》是以质问的方式行文,疑问代词成为全篇语法的结构主体,其中"爰"大半充当疑问代词,表示谓语动词的行为方式,作状语,构成全句的疑问形式。     

对《天问》与《史记》所述三代史的异同比较

司马迁曾读屈原的<天问>,而且可能还解说过,应该说司马迁与屈原对三代史的认识大体相同.但是通过研读<天问>和<史记>中所述夏、商、周三代史,发现二者虽然在创作意图上基本相似,但是在材料来源、对天命观的认识等方面却大多相异,甚至相左.     

《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

《天问》犹如藏民族《世巴问答歌》,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楚民族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于巫史文献的范畴。屈原是其传承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由于祠庙壁画与《天问》内容基本相同,屈原把《天问》的问歌部分写在壁画上,又由于《天问》问和答的句式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没必要写出答的部分,造成《天问》有问无答的假象。楚公室之人将其抄录、传唱,崇为经典,使文本形式的《天问》得以传世。《天问》是创世史诗,其连环式结构使《天问》整体结构"井井有条",而具体叙事偶或"文义不次",因而被后世以"错简"论之。     

追求与失落的永恒矛盾——《米》与《天问》的叙事结构比较

本文借助叙事学行动素理论考察陈铨的《天问》和苏童的《米》.在两个文本中,各自的主人公林云章和五龙都是主体接受者,他们对愿望对象(客体)的追求,都体现为理想的实现.在对客体的追求中,展示了人性的堕落与丑恶,显示出生命个体在现实存在中追求与失落的永恒矛盾,由此突显出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     

南社与驱张运动——从《天问》说开去

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前夕湖南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一次民主运动。以傅熊湘为代表的湘籍南社社员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并且与毛泽东等青年一代在上海汇合,创办《天问》周刊等。湘籍南社成员在驱张运动中的文学创作,在其他省籍的南社成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衍生出大量的与驱张运动相关的诗歌作品。     

论《山海图》产生的时代

对于《山海经》这部著作 ,学者们过去多未能留意已经亡佚的《山海图》 ,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尚存的文字上。实际上 ,《山海经》的文字只是《山海图》的衍生物 ,所以从研究《山海经》的文字开始 ,进而研究《山海图》 ,才是我们研究这部古籍的最终目的。     

朱弁使金诗初探

朱弁是南宋初较重要的使金诗人,但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探讨朱弁使金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并通过比较同时期南宋主流诗歌创作,揭示其使金诗的文学史意义.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天作为道德形上根源的演变与困境

天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人格之天、心性义理之天的演变,并一直作为道德原则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存在。近代以来,自然之天对它们的存在地位造成巨大冲击,展示出天作为道德合法性基石的深层理论矛盾,认识这一矛盾为深入思考道德重建的可行性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天人合一"观之现代意义的辩证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关于其历史内涵和价值意蕴学界已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研究与探讨,但在对于"天人合一"现之现代意义的思考中,形成了两种相互对峙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恐怕都难免失之偏颇,并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这一问题的一般性肯定或一般性否定的层面,而是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通过"以现代批判传统"和"以传统批判现代"的双向互动,对"天人合一"观的得失优缺作出具体而深入的理论甄别与分析,从"天人舍一"观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社会道德价值、人生境界价值与和合思维方式价值等四个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三大关系问题以及现代思维方式转换的启迪.     

孟子与庄子的天人观比较

天人观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命题,孟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孟子和庄子的天人观,既有着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同一性在于都认可“天”的主宰性,并且认为天与人之间最终能达到“天人合一”。其差异性则有三:一是对“天”的意义有不同的阐释;二是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有不同;三是达到“天人合一”的方法不同。     

清前期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以广东天地会为例

清前期,天地会在广东不少地区存在,说明天地会在广东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首先是合利益性,即符合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需求。其次是暴力恐吓,暴力可以使天地会直接获得诸多财物来直接满足组织成员的利益需求,进而获得这些组织成员的忠诚与支持;还可以使那些原本不愿加入天地会的社会成员被迫支持或加入天地会,从而扩大了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第三是符合“遇事互相帮助”的社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通过集体抢劫谋得经济好处、对付乡村劣绅、借避免被人欺侮来体现。这三个基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清前期广东天地会的合法性基础。     

以德配天与道法自然——孔子与老子“天人合一”观的主旨及其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典型特征。以孔子和老子为例,孔子将“仁”作为理论基础,认为具备“仁”的君子应该恢复古代的礼仪制度,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和社会运转的价值标准。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种人对于天道的认识与行动,对于天道的洞悉是人获得本质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人在顺应“道”并向其回归的行动中超越了生灭变幻,得到了永恒。“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原始儒学“天人观”中的人文思想

“天人观”是原始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群己关系、力命关系、义利关系等。原始儒学在“天人观”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商周宗教意义的“神学”到人本取向的“人学”的转化,延续并发展了周初出现的“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背景下,原始儒学“天人现”中还蕴涵了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生态伦理等现代精神以及人格修养境界理论等。这些都是儒学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