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论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异同

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思想深受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但又与其有很多不同.在“争”与“存”相对立的发展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存”,但并未否认同类内部和异类之间的“争”,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存”;在“利己”与“兼爱”相对立的平等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利己”,比较而言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兼爱”;在“封闭性”与“开放性”相对立的过渡观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但偏重于“封闭性”,与武者小路实笃相比,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在程度上更偏重于“封闭性”.这表明周作人在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使“新村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周易》书名浅说

对《周易》的书名释义,古今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对“周”、“易”二字的解释不一。对于“周”字,大约有五种解释:①“周”是“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②“周”是“取歧阳地名”“因代以题周”。持这一意见的代表是孔颖达。③以《周易》的“周”字为周朝、周室的代号,但不言及地名与“周普”。④因周代有《易经》的朝代,而命名《周易》,相当于把《礼》称为《周礼》一样。⑤既是指周代的名称,又包含了无所不有的意思。以上各家的说法,总归为三类:一曰无所不包,二曰周朝之名,三曰无所不包,朝代之名兼而有之。除了从上述几方面进行探赜之外,我以为还可以从卜筮的角度进行考释。     

《尚书》所见殷人入周后之境遇

周灭殷后,在对待殷民的处置上,明显地反映出西周奴隶制的时代特点。 西周初年,周统治者确实曾一再强调“敬德”、“保民”,并提倡无逸和体恤下民。不过,这些话主要是讲给周族民众及周王朝管辖下的其他自由民听的,而对待原来“大国殷”的民众则动辄用“明致天罚”、“予其杀”来威胁,并常常付诸实施。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两周金文之"追、享、鄕、孝"正义

依据迄今所能见到的两周金文材料,对器用铭辞中的“追、享、鄕、孝”等语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金文中“追孝”意思就是“追养、继孝”,也即“追生时,这养继生时之孝”,是说祖考死后后人继续生时的供养。“享”是献食之祭,不是祭祀专名,而是一个泛化的表示祭祀义的动词,多用于神鬼,是“孝”之事死的一项重要内容。“鄕”则多用于生人,但它与“享”在整个两周时期均有混用现象。“孝”的内涵很广,它包括了后世“忠”、“友”、“悌”的内容,由此廓清了对两周时期“孝”的观念的错误理解。     

孔子诗学思想探源──兼及“天人合一”的内在矛盾性

殷、周之际的文化转型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由殷文化“尊神”传统向周文化“尊礼”传统的历史转换。孔子的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诗学思想是在“吾从周”的历史原则的具体引导下完成的。在宗教意义上,孔子诗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尊神”文化向以“尊礼”为实践理性目标的儒家文化传统转化的过渡性的思想标志。孔子诗学思想对古代宗教、神话的彻底的实践理性态度决定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郁达夫在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虽然“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占了所选十六家散文作品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这虽然和他的“偏嗜”有关,但是,“二周”在我国现代散文界的卓特贡献,也确实不能不使选家把他们提高一格来看待。郁达夫在散文集《导言》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对“二周”散文的这一总评虽未分轩轾,但以泛论而言,亦大体不失公允。     

“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

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五四时期他是一个“理想派”,信仰“世界主义”,“梦想过乌托邦”,具有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分别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雨天的书·元旦试笔》,岳麓书社版)。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著名的堂吉诃德。这位西班牙骑士所热烈追求的,不惜为之献身的“黄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     

试论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的三维形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标本,在其复杂矛盾的思想构成中,历史轮回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轮回观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内涵,周作人的历史轮回观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叛徒”的批评策略,“隐士”的文学思想,“汉奸”的历史逻辑。历史轮回观一方面成就了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毁了周作人,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周志农书面答“自然码”的有关情况

本刊特约记者在采写了“扶良文状告自然码”一文后,又写信采访了《自然码》周志农。周志农对本刊“公正地报道此事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发表周的书面答复如下(他提出需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及有关意见存编辑部):     

对“自由”的误解与周作人的人生悲剧

周作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现实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对自由与正义的关系相应地存在着深刻的误解 ,这是周作人附敌从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以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为前提 ,对“节”的批判和对作为“节”的重要内涵的“爱国”的否定 ,是周作人附敌的思想根源     

爱的时间表达式

一周为何是七日？“七”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和时间最为有关联的数字。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所幸在日语中尚有保留,周日是“日曜日”,周一是“月曜日”……周而复始的一周七日与行星的名字同在。     

“传承·创新”周生生辉耀品牌80年全新宣传片展现生生不息精神

珠宝自古以来就有着传承的理念。作为周生生80周年主题概念，“传承·创新”完美诠释了周生生由三十年代创立开始，一直坚守“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核心精神。日前，周生生以“传承·创新”为主题概念，发布了代表周生生80年精神的品牌宣传片，及别具意义的产品系列，展现了品牌从创立至今跨越大半个世纪的辉煌精神。     

“驳正俗说”:周作人随笔的修辞策略

所谓的“驳正” ,就是反抗正统权威 ;而“俗说”则是以诙谐的态度出之 ,即周作人注意用诙谐幽默笔法创作出蕴含社会深意的随笔作品。这虽是“拨草寻蛇”的看家本领 ,但他也只到要被“火”烤了为止 ,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其深层原因是周作人的“中庸”观念在作祟 ,使他在“驳正”与“俗说”之间取得一种艺术的节制和均衡。因而他的随笔作品呈现出“中和”之美 ,是“微词托讽”与“文气庄重”、“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这些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的审美境界     

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

20年代初,随“五四”退潮,周作人文艺思想由矛盾、混乱走向转变,表现在:一、放弃“为人生”,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二、放弃“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的贵族化”;三、抛弃文学的社会反映功能,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其实质是片面强调文学的个人属性,割裂文学表现与再现的功能关系,扼杀文学的社会意义。由此开始,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续完)

三周作人小品的转向闲适和鲁迅杂文的进到自觉的战斗,又都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促成的。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开始的十年反动文化“围剿”,成为刚刚进行了十年的新文学运动继续发展的巨大阻力。在中国散文小品的发展史上,还不曾有过战胜这“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而求得“生存”的先例。周作人小品文的由“挣扎和战斗”而“走往闲适一路”,正是重复了历史的教训。而鲁迅的“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却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创举。反动势力的威慑,对于周作人的思想和创作的     

周作人：“一说便俗”

按学者钱理群的说法,周作人对于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是从来不知后悔的。与鲁迅闹翻,出任伪督办,都是如此。在作为汉奸被捕后,他没有如一般投敌者那样,痛哭流涕地大叫“上当、受骗”呀、“被迫下水”呀等等,恰恰相反,周作人后来却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用他引用孔子的话就是:“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晚年,周作人在给香港友人信中也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关于周作人的…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