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能起进步作用吗——和张春波同志商榷

“是不是一切唯心主义都起反动作用?”这是张春波同志在其《论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就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总结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进一步讨论,分析清楚。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点粗浅看法,就正于张春波同志。我认为,唯心主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起进步作用。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唯心     

“主观真理”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与马小弟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发表马小弟《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是根本对立的吗?》一文。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特提出两点质疑。一是马文认为,列宁从未使用过“主观真理”这个概念,把波格丹诺夫的真理观概括为主观真理是错误的。据我陋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至少有两处明确提到了“主观真理”的概念。一处是在列宁揭露法国信仰主义者勒卢阿利用马赫主义者彭加勒的唯心主义观点,为其信仰主义     

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对自然科学发展只起消极作用吗?

<正> 有同志认为:“唯心主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起进步作用”(陈孟麟:《唯心主义能起进步作用吗》,《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有人认为:哲学唯心主义作为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影响”(《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概述》第228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绝对化。在《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成果和哲学思想》(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八期)一文中,我们也曾说,在一般情况下,哲学唯心主义对科学研究“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它“妨碍科学成果的获得”。我们讲的是一般情况,加了个限制词。但对特殊的情况,没进行详细分析。为了弥补     

这是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吗?——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读了李振伦同志在《河北学刊》1983年第2期发表的《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以下称《李文》),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是我们认为,该文提出的许多重大观点不仅不能达到他所愿望的“澄清长期围绕真理讨论所出现的众多分歧”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而会将人们引向他途,所以在此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一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哲学界就围绕着什么是真理(包括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对于真理的“普遍”(《李文》的用语)看法是:真理是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致的认识;或者真理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简单地说,真理就是人的正确认识。同《李文》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普遍”的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首先,真理是一种认识,因而包括所谓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就都既不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自身,也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中既带有人们的主观形式,也有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其次,真理作为认识,当然只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而不是错误的认识或错误的反映。既然真理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属于主观的范围,因此人们有时称其为“主观真理”。譬如,马克思就讲过“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     

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物”吗?——同陈振民、柏宁湘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陈振民、柏宁湘两同志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物——评〈故土〉中白天明的爱情生活》一文。文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白天明这个人物提出了“疑问”。应当说,在一片赞扬声中,能够独出机杼,是难能可贵的,但笔者认为陈、柏的观点有失偏颇之处,现在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和陈、柏商榷。     

陈白沙是“唯物主义者”吗?——与章沛同志商榷

<正> 陈白沙是我国明代中叶的著名学者,在我国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应当承认,过去,我们对陈白沙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1958年至1959年,广东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对陈白沙哲学思想的专题讨论,前后近两年时间,发表论文近十篇,在讨论中,章沛同志认为陈白沙是唯物主义者,而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陈白沙是唯心主义者。二十五年以后,章沛同志将他当年写成的、系统阐述他的见解的约二十万字的专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公诸于世,并且说他的观点仍然和二十五年前一样,“无须作什么改动”,这就不免要引起一场新的讨论。这个讨论,有助于我们对陈白沙哲学思想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索,从而进一步充实我国哲学史的内容。     

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辩证法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合二而一”一语,见于明末方以智所著《东西均》一书的《三征》篇。原文是这样的: “曰有、曰无两端是也。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有两端或两个办面,而两端或两个方面总是相“交”的,“交”.就是“合二而一”。根据最近王中、郭佩衡两同志所写的     

“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与子嵩同志商榷

《人民日报》1964年3月10日刊登的“怎样理解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一文,作者子嵩同志,在批评黄林同志的机械论的同时,却过分地夸大了人的自觉的能动作用,从“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的唯心主义的命题,得出“人在实践以前,总是先有观念,先有认识的”普遍结论。这是值得商榷的。     

“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同肖蔚云等同志商榷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红旗》发表肖蔚云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人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肖文)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是很好的,如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批判了那种“公然要求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来‘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反动言论;还着重论述了“怎样看‘人权’问题是关系到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原则问题”等等。     

“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程家明同志商榷

姜建强同志在《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后,程家明同志在该刊1990年第1期撰文,批评了姜的观点。笔者认为,程文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对姜文的反驳也是无力的。程家明同志是在驳论中立论的。在他看来,哲学(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括基础理论部分,也包括应用理论部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二十年前开展的“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被那个“理论权威”用政治批判压了下去。论战一方的代表杨献珍同志始终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看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在今年六月号的《学术月刊》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杨献珍同志的一篇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杨献珍同志在文章中说,杜林、林彪和“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都借助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我们很同意这一看法。杨献珍同志又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可能有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可能有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的理解,肯定地认为“思维和存在的     

“一分为二”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吗?——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陈祖华同志在《关于“一分为二”》一文(《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多次谈到的‘一分为二’,都是指矛盾普遍性而言的”,“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就意味着舍弃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提出来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吗?——和林木同志商榷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不同回答展开的。因此,分清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逻辑·辩证法·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与蔡灿津同志商榷

<正> 蔡灿津同志的《对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同一问题的简要考察》(《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对黑格尔以来关于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同一这一思想的演变做了分析,读后颇受启发。但是,作者认为,把列宁所讲的逻辑、辩证法、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理解为三者合一,就会混淆列宁与黑格尔的区别,就会“从作为列宁个人笔记的个别字面中,引伸出取消马克思主义逻辑科学,以至于取消认识论、取消整个大写字母的逻辑”,因而“背离列宁的本意”。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特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蔡同志。     

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吗?——与马正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4年第10期,刊载了马正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的文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这里,仅就利润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不从无产阶級政治出发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任务马正同志的文章中,把所谓“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     

按劳分配“五大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吗?——与张庆仁同志商榷

张庆仁同志在《按劳分配是一种假说》(《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二期)一文中坚持认为按劳分配规律面临“五大矛盾”而不可克服,因而它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假说”。我认为其论难以成立。 一、不同的劳动可以交换 张文认为“不同质的东西,在量上是不能通约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是不同质的     

“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逻辑学的对象是语言吗?——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李先焜同志撰文提出是语言而不是思维形式。我则认为逻辑学的对象是思维形式而不是语言。 我们认为,说研究逻辑必须研究语言,甚至说逻辑直接研究的是语言,这本是对的.因为思维和语言是密切联系、互为依存的.浯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存在和表现。因此,逻辑学要总结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必须研究语言,只有透过语言才能“捕捉”住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特别是逻辑学的创立阶段,人们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本来茫无所知,人们更是只有通过语言去探索。但是,逻辑学研究语言和语言学研究语言不同。后者研究语言在于总结语言(形式)的规律,而逻辑学研究语言,则在于透过语言总结出思维(形式)的规律。另外,逻辑学一旦透过语言总结出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以后,就可以撇开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当然,逻     

警幻仙姑是“儒家伦常观念”的“卫道士”吗?——与朱炳荪同志商榷

<正> 《上海文学》1983年6月号发表朱炳荪同志《谈文学作品的启悟主题》,读后虽受到不少启发与收获,但对文中有些提法感到有商榷研讨的必要。这主要是该文提出《红楼梦》的启悟主题是宝玉对人生奥秘的“本能的向往”、“寻索自我人格”,特别把警幻仙姑说成“儒家伦常观念”的体现者,是“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卫道士”,都是笔者不敢苟同的。下面谈些不成熟的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