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对外宣传翻译：译“名”更要译“实”——政治性误译举隅与应对策略

《反分裂国家法》在国际媒体中有Anti-Secession Law和Anti-Separation Law两种译法,"名"相近"实"相远。所以我们认为在对外宣传翻译中,那些有关国体国格、民族形象、政策实质、人文内涵等的语汇,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分析,力争抓住其核心意义,并要按照受众的思维习惯去表达。简言之,译"名"更要译"实"。     

“先生”释义探析

汉语中的词语一词多义的现象非常多见."先生"作为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个称谓词语,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交际之中,它经历了历史发展的诸多阶段,备了多且褒贬不一的义项,它在感情色彩上表现出的无论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义,都有它的发展渊源,从"先"和"生"两字的意义结合而来,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技”、“情”与道——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难解命题.结合文本、词源、概念内涵、语境、篇章结构及有关哲学思想等要素重新审视该命题,其本义应释为:善用知识技巧不要有求名之心,厌恶不幸的遭遇避免遭受各种刑戮之害.这种释义揭示了该命题关于“技”、“情”与道的内在关系,凸现了超越“技”与“情”,即超越经验知识技巧与生命悲情的养生论.     

傣族取"资茉勐丽伴"——佛教信徒名的风俗

傣族佛教信徒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标志,即生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死后能往生"佛国".傣族对佛教信徒名有一个美丽的统称--"资茉勐丽伴"(极乐世界之花). 取"资茉勐丽伴"名是傣族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为了取得此名,他们用多年的积蓄来"做摆"."做摆"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天梯", 每做一次"摆",都象征着更加进一步靠近"佛国",佛教信徒名也会随之升级.     

"副+名"讨论补议

文章对三种“副 名”用例中的相关词——“凡”、“只”、“位置词”进行了分析,指出:该三种词在词类划分或归类上存留一些问题,因此作为“副 名”例证,用以证明副词可以修饰名词,是缺乏说服力的。另外,“很 名”的组合视为副词修饰名词也不妥,应看作词类活用现象。     

“别人”与“别个”考察

“别人”与“别个”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两个很重要的词。通过实例证实表“另外之人”意义的“别人”在隋时已经出现,在中唐后成为习语,经宋元明清沿用至今,现在发展为专门的人称代词;“别个”一开始是以“另外之人”意义在宋代开始使用,元明代“别个”发展到不仅有表其他的人之义,还有表指其它事物、其它方面之义。“别人”只用作旁指人的指示代词,而“别个”除此外,还可用于旁指事物的指示代词,它们在语法功能上没有表现差异,都能作主语、宾语、定语、同位语等。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虚”与“实”

"虚"与"实"是一对既抽象又概括的范畴,大凡艺术创作,都要讲求虚实关系的处理.虚实相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髓.园林空间的处理、园林意境的创造皆具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特征."虚"可以说就是"无"、"空",或者说就是空间、虚景、联想;"实"也可以说就是"有",或者说就是形象、景物.在中国园林艺术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化景物为情思、化实景为虚境,以达到情景交融的高潮.     

“魁”与“盔”——中古“名”、“物”系联例释

学界关于中古名物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将文献、图像结合起来考证一个个独立的“名”与“物”的契合与统一,很少从历时的角度探究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之间“名”、“物”关系的变更与交替,忽略了“名”、“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割裂了其间内在的有机联系.本文以“魁”与“盔”为例,从“物”的形制、“名”的音义上寻绎其在中古时期“新陈代谢”的具体过程,藉此阐明中古名物研究中异“名”同“物”系联的旨趣和意义.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吗?

梅祖麟先生1986年评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时提出一个观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支撑这一论断的是所谓“合音”说.然“合音”说既有悖于汉语音韵传统,亦不获汉语方言学支持,更将假借字当“真”(本字),在近代汉语史上只说旧质承继,不见新质产生.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语音及其音变,是有其规律的,今普通话指代词系统的词形和语音,是近代汉语历史演进、各大方言“准通语”相互激荡而成的自然结果,毋须动辄以“非汉语影响”来说事.     

论实践“三个代表”与“三讲”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建党纲领和行动指南."三讲"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共产党人要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做到"三讲".     

“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尚书》"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文例释义——兼与裘锡圭先生商榷

裘锡圭先生根据甲骨文"叀"与"惟"相关为用的文例,认为《尚书·君奭》篇"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中"惠"与"惟"二字都是虚词。事实上,以"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所领起的文句在今文《尚书》的多篇文诰中反复出现,下接"多诰"或"若兹多诰"或"惟若兹诰",无一例外地都是出现在一段谈话之后,具有总结与归纳的意味。"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都是古人谈话时表示自谦的插入语。《君奭》篇"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中"惠"和"惟",前者为实词,后者为虚词,与甲骨文"惠""惟"二字作为虚词相对而用的句式和文意完全不同。     

孔子正“名”复“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分析

孔子是积极的“救世论”者,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视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行政“失序”与“失范”状态,其炙热“济世情怀”和执著的“恋政情结”,促使他在借鉴以往德政礼治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并努力践行了正“名”复“礼”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内常修为政之德,外恒守治国之“礼”,同时把有德有才之士选拔为仕,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凭借自己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去为政治国.试图通过正“名”复“礼”的途径去厘正君臣、人伦关系,规范为政者的言行、维护社会秩序、恢复西周盛世时的行政伦理秩序,从而达到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关于“中国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界说之我见——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关于训诂学名称的定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训诂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关于训诂学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冯书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并非是对前人旧说的因袭.     

“士”与“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观念比较

结合中外文化的具体语境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起源于"士",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既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西方知识分子则来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和中世纪的"传教士",是个体私有制度和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二者的冲突、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气质和人格操守.     

“实在”的语义结构及其句法限制——兼与李劲荣先生商榷

根据“语义结构分析法”,现代汉语语气副词“实在”区分为“实在1”和“实在2”,前者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某种行为达到极致”,后者可以概括为“某种性质在程度上达到极致”,两者存在引申关系.“实在2”通过“程度性”继而获得了“主观性”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