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前景——新的综合

郭齐勇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上撰文,就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时下海内外学术界提出的“儒学复兴。说、“彻底重建”说和“西体中用”说提出异议,提出了他的“新的综合”说。郭文认为,主张“儒学复兴”说的海外华裔学者关于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特殊价值的发掘,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儒学复兴”说至少有四点谬误:第一,把多元的、多民族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上层和民间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第二,在造成东亚五地区经济起飞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中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并把它等同于儒家伦理;第三,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一部透视儒家文化精神的力作——读《儒家理想人格和中国文化》

近几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可喜景象。一大批勤于思考、执着追求的学者通过总结80年代“文化热”的经验、教训,应用辩证方法,力图揭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价值,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在这方面,朱义禄同志撰写的《儒家理想人格和中国文化》(以下简称《理想人格》)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当前学术界在儒学研究中获得的新进展。《理想人格》一书善于透过儒家著作中常见的圣贤、君子、成人、大丈夫、豪杰等人格称谓,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清末改良运动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

我国图书馆事业溯源渊远。两千多年前的周朝王室文库,可以说已具有国家图书馆的规模。然而带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图书馆的诞生,却是近百年来的事。它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兴起,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与清末改良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 一八九四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封建官僚搞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魂不附体"与当代儒学的定位

18 91年康有为刊布《新学伪经考》 ,7年后 ( 1898年 )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康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 ;是年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实行托古改制。尽管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似乎并没有对“康圣人”表现出什么好感 ,但康氏以“帝王师”的身份所从事的那场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变法运动 ,或许是近代以来儒家距离自己的“圣王”理想最近的一次。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世事更迭 ,中国变化之快令人瞠目。尽管人们后来认识到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但今日之中国较之一个世纪前毕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是与西方…     

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思想

在中国灿烂多姿的伦理文化中,群体主义象一片汪洋大海,个人主义不过是波浪里偶尔露头的几块礁石。它以全裸的吝啬、庄重的自私吸引着一代代人惊奇的目光。 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伦理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本位。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社会利益再小也是大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儒家所高扬的一面人生大旗。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韩非较早揭露了利己人性,杨朱和《列子·杨朱篇》阐扬了“一毛不拔”之论。他们反对“月亮把她的光明普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①,公开亮出了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     

论唐君毅的文化哲学

唐君毅(1909—1978)乃现代新儒家之重镇。他特重文化哲学的重建。他的1 文化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德自我”即“道德理性”。他在抗战末期出版《道德自我 之建立》时即已确立这一中心观念,在50年代末出版的文化哲学著作《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念。他将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视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为道德自我分殊的表现。他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     

敬、礼、完美与现代政治哲学

对于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来说,敬、礼和完美这三个相连成系的概念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作为挑战,是因为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思想应为儒家政治思想过去的失败与现在的不相关性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些概念能够通过面对挑战并对批评家们的批评进行回应的方式来理解,那么,这将给儒学提供一个机会,使之在世界政治哲学的对话中作出重大的贡献。文章通过对陈素芬和墨子刻的批评的回应,以面对这种挑战并试图寻找存在的机遇。这两位思想家都不承认那种一般认为是能够表现儒家政治思想特色的完美主义。但是,这两个人同时被吸引到一种能够使人坚定向前的态度,这种态度有时被他们称为“信仰”。文章认为,人们可以在一种开放的、易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儒学对完美的承诺,完美的这层含义可以构成敬的观念的基础,而敬正好符合两位批评者所感受到的对某种“信仰”的需要。完美和敬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儒学十分敏锐地坚持把礼作为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     

西方自然科学与维新思潮——论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的变革思想

在近代,科学对人们思想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这与他们长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科学精神、理性之光,在康有为的著作有明显的体现。严复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时认为,进化论与自由平等学说相结合,形成了弃旧谋新的世界性潮流。谭嗣同依据西学,以“破中外之见”来冲击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夷夏之辨。他们从“政治之变”是“基于科学”的视野,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者认为,研究维新派变革中国现实的思想时,不应忘却了西方自然科学对他们的影响     

孔教、儒家与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近代形态的省察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自救运动,先后经历了康有为、谭嗣同的孔教时代,梁启超的儒学时代,章炳麟的国学时代等.这些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西方文化的坐标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反思.儒家文化先后被解释为与基督教类似的宗教、不同于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文化等.仔细考察这些不同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代新儒家之现代化与现代性批判:对批判理论之批判

当代新儒家的课题是如何完成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但同时不陷于西方现代化中所衍生的现代性的黑暗面。本文通过与批判理论之比较展示儒家对文化之批判性的一面。批判理论以客观知识为依据而对意识形态作出批判,使人能从自我幻骗与自加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克服现代性之黑暗面。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之僭越,以实践理性复归主位来完成现代化。后现代主者则以为现代化实只是理性对个体之压迫,因而反对理性之论述而寻求个体之解放。本文以为两者都对西方现代化的诊断只对了部分,实践理性是批判的根源,但实践理性也可以对个体产生压迫。文化之能持续不断依于文化理念之是否能合理地持续发展,此即文化理念之是否能达到反省的自我认可。儒家以仁心为历史文化之原动力,仁心促使文化理性地发展,同时也是文化发展之批判根源,具备理性的反省认可的要求。本文最后从儒学作为一批判理论考察五四文化运动之性质,指出这是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化的要求,但也是一自挖传统的文化运动,不能达到理性的反省的认可。当代新儒家之开新外王正是寻求以实践理性之仁心回归正位,发挥儒学传统之批判功能,以为中国建立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世界文化。     

中国异端伦理文化再探

中国异端伦理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它与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伦理文化相黜而立，经历了原生、近代清形态。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它那片面的执着仍给人一种全面的启示。自从官方出现以后，官方用权力所推行的伦理价值观念也就产生了，它被冠之以正统的美名而发挥着自己的工具作用，维护着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这种正统伦理文化在中国封建时代的代表就是儒家伦理文化，它以道德自觉、理性主义和群体本位为理论原则，建构了以“三钢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和相应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学说，为中国的封建文明立下了汗…     

沈家本思想核心及其中西法文化融会点

一、沈家本思想核心沈家本一生治律,同时“从事经史考证之书”,兼治经史,融经史于律。法律学识之渊博,中国法律史上鲜有能与匹敌者。翻开他的著述,举凡法律所及的方方面面,无不为其所考论。对这样的融合中西法学大家,如果不把握他的思想基点(或思想核心),就很难对他的整体思想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估。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仁”的首创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政”是“仁”的滥觞,由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创立并系统化。“仁政”“仁学”是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孔子纳“仁”入“礼”,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又一步步“纳礼入律”。因此,中国封建法律包容了孔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