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评介徐光启概述

一 徐光启(1562—1633年)是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之一,又是我国现代科学的先驱,许多科学技术的引入和学科的建立,均应归功于他。 本文对我国研究徐光启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归纳起来,二百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大致分别属于下列几方面: (一) 徐氏家族 崇祯年间,陈子龙在编撰《皇明经世文编》时,虽收入了附有徐光启小传的《徐文定公集》六卷,但原书极罕见,仅崇祯一刻。所以这个徐光启的最     

徐光启著译新考

徐光启平生无其他嗜好,唯将精力用于楮墨文字。其孙徐尔默所著《文定公集引》(以下简称《集引》)记:他将近四十年,“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孜孜矻矻若老经生,生平著述与年俱富,咸成卷帙”。徐氏死后第二年,其独子徐骥所撰《文定公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记其主要著述,除《历书》、《文集》(数十卷)外,行于世的专著有十种,藏于家的专著也有十种。不久国乱家难迭至。清兵南下,家宅失火,徐光启之妻、之子去世。其充栋等身之著述此时散佚殆尽。经过顺治年间近二十年穷搜博访,徐尔默仅购十一。据不完全统计,已刻而毁的专著十种,未刻而佚的专著二十四种。值得幸慰的是,除《农政全书》、《西法历书》和《文集》(若干卷)外,尚存各种著译二十余种。可惜至清末,兵燹频仍,徐光启遗留著译,得而复失,百不一、二。咸丰年间徐士荣(八世孙)题《家书墨迹》:“自壬寅(1842)迄癸丑(1853),不过十余年,而兵燹两遭,仳离频慨,以致书卷散佚,图籍飘零,甑破簪遗,同声一哭。”     

徐光启科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正> 徐光启因为他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被后人推崇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作为伫立在近代科学门槛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科学巨匠,徐光启的贡献不仅反映在他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鼎力完成科学巨著《农政全书》,以及主持修改历法,编纂《崇祯历书》的辉煌成就上,而且还反映在他不甘陈规陋习的羁绊束缚,表现出广收博取、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开创了一代学人匡世济艰的求实学风上。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继承的。那么,徐光启的科学思想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析。     

徐光启学术思想的特色

一 徐光启生活在明代末年。生长于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江南地区而又家道贫寒的徐光启,同一般封建文人大相径庭,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启蒙时期知识分子追求科学和新思想的精神。从青年时代开始,徐光启就十分厌恶八股文的呆板和理学的空疏。他尖锐指出:有些文人以文辞相尚,“离藻华     

博取众长 集思广益——徐光启修订《大统历》的经验

我国的文化遗产丰富多采,闻名世界。博取众长,集思广益,是我国编书立说的优良传统。徐光启修订的《大绕历》,就是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典范。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我国明末杰出的科学家。他晚年留给我们两部光辉的巨著——《农政全书》和《大统历》修订稿。由于积劳过度,正当《大统历》修订工作即将告成时,不幸与世长辞了。后李天经继承其未竟之业,于崇祯八年(1635年)修订成书,是谓《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近代历法的基础。     

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

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爱国科学家,今年是他逝世三百五十周年。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来纪念他在科学文化上作出的光辉贡献,学习他忧国忧民力图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徐光启是上海人,上海人民纪念他。但是他的成就和贡献,具有全国意义,全国的学术界都纪念他。他又是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到中国来的先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Dr.J.Needham)给纪念大会发来的祝词中说:“我们高度评价徐光启把科学革命取得的新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成果传播到中国的无比重要的世界史意义。”正说明了这一点。     

徐光启的军事活动

徐光启不仅是我国明代的科学巨人,而且是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活动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四十七年九月,上疏言“正兵”。二、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通州、昌平练兵;三、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四年十一月,守城制器。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徐光启的廉洁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优秀廉政文化是新时期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重要资源,徐光启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廉洁典范.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最为后世怀念的却是他的道德人格和官德操守.他一生清白劬勤,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出淤泥而不染.这种崇高境界得益于从小的家庭教育和徐光启的个人努力.以古鉴今,徐光启的廉洁思想对新时期党员干部爱国修德、勤政为民、教育后代、建设家风、引领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光启中西会通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四百多年前的中国,徐光启是为数不多的洞悉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能够正确对待西方的文化,敢于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可以说徐光启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徐光启身体力行,与利玛窦等欧洲学者如切如磋,融合会通,更确切地说,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     

徐光启社会经济思想的几个问题

徐光启(1562—1633年)是晚明时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军事学家。他的先进思想和卓越功绩给了当时和后代以深刻的影响。清代博学多能的刘献廷赞美他“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回绝千古”。全面地论述这样一位有多方面作为的历史人物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本文仅就他的社会经济思想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徐光启与中西文化传播

徐光启是晚明少数几个意识到引进西方文化重要性的先觉者,他提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策略对洞开西方门户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接纳传教士,是因为传教士是西方文化传播的载体,他借此了解基督教义,译介西方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文化,实现他“富国足民”的实学目的。     

徐光启与明清之际后理学思想世界的重建

明清之际作为中国哲学史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其思想实质是后理学思想世界的重建。以此为视域考察徐光启,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思想家。他提供了明清之际后理学思想世界重建的新蓝图:从西学"补儒"走向会通超胜。与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重建后理学思想世界的蓝图相比较,徐光启的新蓝图更具有链接明清之际与近代思想的意义。     

释张载哲学中所谓神——再论张载的唯物论

五十年代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张横渠的哲学》(载《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论证张载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论,之后,又和一些同志辩论过张载哲学是否唯物论的问题(俱载《哲学研究》,收入拙著《中国哲学发微》),到现在已经三十来年了。一九七八年应中华书局编辑部之约,为《张载集》的出版写了《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对于张载哲学的许多问题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最近,《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了周清泉同志的《张载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吗?》重新提出张载的哲学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对于我和任继愈、     

儒家士大夫的宗教：董其昌的佛教与徐光启的基督教

徐光启(1562-1633年)被认为是晚明时代为耶稣会所改变信仰的最显赫的人物。他的故事已广为人知。徐于1562年生于上海，他一步步通过各级科举考试，直至在1604年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他在1630年被拔擢为礼部尚书，并于1632年，也即他去世的前一年，转升内阁大学士。徐是在1595年开始了解基督教的，这时他已身为生员，正在为考取举人而用功。在取得举人而再向进士努力的阶段，他于1600年遇到利玛窦，进而于     

诗情美和心灵美的探索——谈王兴东与王浙滨的电影文学创作

王兴东和王浙滨这两位青年电影编剧,一开始就带着独特的风韵闯进了电影文学的“迷宫”。他们自一九八。年发表了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明天回答你》(载《新苑》一九八○年第二期)之后,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又发表了《他、她、它》(与刘明生合写,载《电影新作》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拍片时改名为《白桦林中的哨所》)、《别忘了妈妈》(与刘子成合作,载《萌芽增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拍片时改为《飞来的仙鹤》)、《请把信留下》(载     

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述评》

“李宜楠(壮族出身,1961年毕业于武大经济系)早就立意写一本《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述评》,直到躺倒在病床上才完成他的12章手稿。正像他本人向笔者诸人预言的那样,书稿脱手之日,就是他呼吸停止之时(1991年7月1日凌晨去世,终年57岁,终职讲师)。他的书稿,我们已在杂志上发表过《导言》(《改革与战略》1990年第3期)和两章正文。12章的标题与主题为:第1章《基础论》(载《改革与战略》1991年第1、2期),本章主题:批判‘一大二公’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树立不断解放人身生产条件的观点。第2章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讨论综述

《前线》1962年第10期、第16期先后发表了吳晗《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短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许启賢在今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道德的阶极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吳晗又写了《三说道德》(载《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进行答辩。接着,《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李之畦《〈三说道德〉一文提出了什么问题》(载《光明日报》9月21日)、江峰《也谈道德的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6、7日),、高仲田《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7日)、汪子嵩《从<水滸传>说道德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25日)等文章。《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也发表了艾眞的《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点质疑》一文,与吳晗商榷。现将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论点综述如下:     

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王锐生同志最近发表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几点看法》(载1983年4月11日《文汇报》,以下简称《看法》)和《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历史尺度问题上的原则区别》(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尺度》),明确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存在,认为马克思主     

西方科学与徐光启“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

面对晚明衰颓,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更具现实急迫性。徐光启在对中西学术深入学习比较后,创造性地将西方科学融入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中。他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农业水利技术、军事装备等达成"外王"的追求;同时,通过推广西方演绎逻辑,开辟了由智达德的新途径,希冀实现"内圣"。徐光启的努力激发了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会通的高潮,促进了科学方法融入儒学,提供了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