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问题康德的回答——重思康德先验伦理学的动机

康德伦理学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回应卢梭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为启蒙辩护.通过回应卢梭对资产者的批判和建构"公意"的努力,康德伦理学第一次无矛盾地表达出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善并非自然,它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则要取法于普遍性,人借助于普遍性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扬启蒙是社会和道德的进步.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启蒙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启蒙

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重新解读，福柯重申，以“当下的现在”为特征的启蒙的现代性意义乃是同一性的突破与差异性的激活。现代中国的启蒙囿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所导致的历史性限制在于，其批判无可避免地在不同层面上错位（表现为激进反传统）与失位（表现为全盘西化），因此，使启蒙的一面得以深入理智地展开作为我们纪念“五四”的最好方式，需要重新呼唤多元的开放性话语的生成。惟有对话而非独白，才能使我们在现代中走向现代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接地性

接地性是最近文艺理论界论讨渐多的话题,究其目的是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接地性的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富有启示意义,是要在"启蒙"、"现代性"、"阶级性"、"人民性"、"革命"等宏观话语构建出的同一性、一致性的文学史观背后,发现差异性、多样性,摆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质主义的理解方式,从问题出发、从历史语境出发,重新梳理和评判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细密与深入。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城市生长的我性与他性——上海城市形象的话语与修辞

通过对上海1949年以后城市历史进程的反思,从空间形象的话语与修辞的角度指出其表白冲动下意识形态修辞的建构模式,并在现代城市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思考上海未来的可然向度.文章首先分析了1949年后中国上海所面临的特殊语境,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说明新城市话语对旧城市空间的属性认知与均质化否定,以曹杨新村为例昭示新空间实体建构的意识形态指向,以现代上海找寻现代化身份时对殖民遗迹的重新解释和城市规划的西方化取向,指出城市空间建构中的修辞化冲动,其现代性进程中并未将物质、社会和政治意义很好地统一起来.城市如何摆脱表白驱力,回归日常,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回到起点"的启蒙诉求与"从鲁迅出发"的方法论意识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科学方法的自觉转换,尽管在建构替代性体系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困惑,它仍成功触及了更深层的知识分子认知与话语立场问题.     

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潮评析

对于中国美学、文论来说,20世纪乃是一个审美主义思潮挥之不去的世纪.新时期的审美主义思潮从康德开始,又回到了康德,重新皈依了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模式,其价值取向是明确清晰的,众多审美主义者致力于将美学话语因势利导引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意义域.但是,新时期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潮并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它大致经历了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现代性古典审美主义、刘晓波等人的个人主体论的非理性审美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审美文化三个阶段.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民间理想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望救赎

1990年代知识分子民间理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望的救赎。它既不能让知识分子摆脱体制的束缚,同时又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身份抛弃,彻底等同于一个普通大众。当对自己的堕落和失落心有不甘时,就只能到民间理想里去体味其中的浪漫和诗意。知识分子对当今时代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使命的放弃和背离。     

知识分子的社会选择——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现代启示

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工具理性主义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同时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对诸如道德担当与社会责任、批判精神的价值反思,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为我们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带来重要的启示。     

本土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孕育生长——反思近三十年的传统文化之争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波三折.从"五四"以来就在外来的现代性的重压下左冲右突.新时期三十年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历经曲折,现在终于在"本土现代性"的呼唤下重归正途.中国人在传统基础上的精神重建与现代性的历史性要求并不相悖."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偏狭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对接提供里新的意识形态基础.     

也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本文比较了列奥·斯特劳斯与雅斯贝尔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的解读角度,意在揭示现代性仍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极其重大的理论现实问题,其中涉及世俗化、功利化中的“应当”与“存在”、“理想”与“实际”、“传统”与“变革”以及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后面,还必须重新审视有关历史进步、社会平等、平民革命等“习以为常”了的观念。全部问题似乎可以归结为:无论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多么曲折,也无论近代以来中国式的现代性特征多么异乎寻常,我们能否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说明问题之所在,并把现代性的追求视为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     

中国“知识分子”语源学与文化学考察

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语词发源及语义演变的考察,可知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概念规范。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有其自身的渊源和特征,古代的"士"往往以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社会变革中更强调自身的自由独立。     

从"还乡"到"疏离"——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知识分子与农村问题

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批判——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

本雅明通过对文学(艺术)中各种现代性转向(波德莱尔、普如斯特、布莱希特、卡夫卡等)的关注和研究,发现了现代艺术经验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变迁,进而揭示出了精神世界的嬗变。此间,由于看到了这个嬗变中不尽人意的地方,转而实施救赎,对现代性的弊端展开了批判。其灵韵思想和都市经验就是这条思想路径的集中体现。灵韵思想使他有了对艺术现代性的深刻揭示,都市体验披露了现代性的源起。而此间展现的批判态度则使他成了20世纪修复现代性的重要知识分子。     

试论新诗的"飞鸟"情结

在新诗的萌芽和发展期,出现了大量摹写飞鸟或抒写生命漂泊情态的诗歌文本,可将其称为新诗的"飞鸟"情结.它受泰戈尔同名诗集<飞鸟集>(stary Birds)的影响,是社会变异期最易产生的一种文化情结."飞鸟"情结浓缩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现世情思,弘扬了"飞翔的快乐"、"自我的诞生",构筑了新诗特有的一种话语形态.     

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以《三侠五义》为例

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和传统的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都投身朝廷、投靠高官,研究者把这时期的侠称为"官侠",而清官如包拯等则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是官化的侠,官是侠义的官,官、侠结合成为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一大特点,学界对于官、侠结合有不同的声音。本文以包拯和展昭为例分析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特点及结合,力图对"官侠"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探究官、侠结合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