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研究成果评析 ——从民族史的角度

[提要]近20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比之前的研究显示出向语言学、写本学以及政治学回归，分工分类更加精细、更加专门的特点。文章从论著体例和学术观点两个方面，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或译注进行评析，分析其体例的特点，肯定其学术贡献。总的来看，近年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呈现为：一方面对相关历史文书的释读继续深入，文书背后隐藏的一些历史信息得到进一步揭示；另一方面，以吐蕃历史文书为线索，结合其它语种文献研究吐蕃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取得了显著进步。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     

《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卷）词语校释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以收录敦煌禅籍为主的《大正藏》之第八十五卷,一方面给佛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研究当时词汇的很好材料。笔者拟就新近校读中遇到的一些词语进行简要考释,以求受教于方家。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勘正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是目前辑录敦煌契约文书最丰富且释录精审的一部著作,是学界研究敦煌契约文书不可或缺的资料.笔者对照敦煌契约原件图版,通过文书内部互证,对《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的录文进行了一些拾遗补缺的勘正工作.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特蕃"考

“特蕃”是敦煌文书对公元9～10世纪间吐蕃在河西及陇右地区的统治结束后的百余年的一个时代的专称。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后期,以敦煌为中心的陇右地区广泛使用吐蕃文,吐蕃赞普形象重新在敦煌石窟大量出现,说明吐蕃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当时的统治者们对吐蕃影响的利用,以及吐蕃对中华民族社会进步发展的贡献都相当深远。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敦煌佛经词汇札记八则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近六万件古代文献中,佛经及其相关文献占全部遗书的90%左右,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座宝藏。敦煌佛经中所存与传世佛典相同的部分,比后世刻本更接近佛典原貌,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其古佚、疑伪经部分大多是全新的语料,具有填补空白的研究价值。加强敦煌佛经词汇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敦煌语言词典的编撰拓展新的领域,增添大量的词条,弥补以往敦煌语言词典取材过窄、收词有限的缺憾;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大型辞书诸如《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也具有重要价值。敦煌佛经中有许多未为辞书收释或释义不周的词语,前贤时彦亦较少论及,笔者择取新近所研读的敦煌佛经中的此类词语试加考释。     

唐五代敦煌医学酿酒建筑业中的粟特人

唐五代敦煌科技史研究是敦煌学中的薄弱环节,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周丕显先生《敦煌科技书卷丛谈》一文系统地介绍了敦煌文书中的科技资料①,王进玉先生的《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一书系统地介绍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科技资料②,专题研究方面有施萍停、邓文宽等先生关于历书的研究,甘肃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关于医学文书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成度上促进了敦煌科技史的研究。而科技方面票特人的活动,又是敦煌科技史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在敦煌文书研究中注意到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居住敦煌的…     

吐蕃王朝赋税制度浅析——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参考

赋税制度对于任何政府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的赋税制度是颇具特色的并且应该受到学者重视的.本文通过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记录的吐蕃王朝赋税方面的史料进行分析,对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一些特征作出简单论述.同时,对吐蕃赋税制度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旨在为吐蕃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做出初步探讨,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从敦煌《毛诗》古写本看高邮王氏训诂方法的科学性

敦煌是我国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石室保存了大量六朝唐宋的古写本,总数估计在六万卷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三藏佛经,此外还有许多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经、史、子、集各类古逸书以及大量文书资料。《毛诗》是儒学著名经典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传钞讽诵不已。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诗》较早的本子是北宋钞本,此外还有九世纪初的开成石经本,再早就不得而知了。但敦煌石室为我们保存了六朝,初唐     

法藏敦煌吐蕃占卜文书P.T.351研究

法藏敦煌吐蕃文书P.T.351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占卜文书。尽管佛教意味浓厚,但文书中的"夷施弥施诃"一词为判断该文书的宗教属性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卜辞内容的仔细爬梳,从藏文书写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卜辞所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其景教性质及大概的成书年代。反映了景教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吐蕃部落的传教活动中,曾利用包括吐蕃禁忌在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场景进行宣教,充分体现景教传教活动的本土化和灵活性。     

从《拔协》词汇运用看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裂变

词汇是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反映,随着文化的变迁,其含意也不断发生变化。《拔协》作为分裂时期藏族著名史籍,在词汇的运用上较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可看出《拔协》的撰写推翻了吐蕃时期包含王权统治理论的历史书写模式,改变了王权独尊的地位,同时,大大提升了僧人的历史地位,王权与佛教并重,这也为后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书写的基础。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

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以往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研究所据之文书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为主，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书。在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不仅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而且还较突出地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政策

关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经济政策,过去因史料不足,且现有资料又多抵牾之处,故一般认为,吐蕃对河陇各族采取了民族压迫和同化政策。河陇地区经济较前衰退。笔者依据藏、汉文史料及敦煌文书,就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吐蕃在河陇地区的民族政策固然具有压迫性、歧视性和不平等性,但吐蕃向周边地区军事扩展的过程,也就是吐蕃部族向青藏高原以东地区迁徙及西北诸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近百年间,吐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在沿袭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河陇地区经济社会仍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丝绸之路吐蕃文契约与汉文契比较研究

吐蕃占领敦煌后期,出现一批涉及不动产、人口、牲畜买卖的吐蕃文契约,契约要求的内容格式及预防性条款等经与同类汉文契的对比研究,发现是对汉地传统契约制度的承袭和沿用,这是吐蕃统治当局对汉地契约文化认同吸收的结果。敦煌在吐蕃占领的六十余年间,民间契约由汉文契约变而为吐蕃文写契约,生动地体现出吐蕃进入汉地后逐步接受中原制度文化的全过程。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民族融合,有助于汉、藏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和民间习惯法则的构建。     

丝路视域下8—10世纪敦煌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从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谈河西民众社会生活

唐宋之际,诸多民族汇集交融于敦煌河西地区,多方政治势力交织,地域政治主导权或丝路经济控制权在粟特、吐蕃、回鹘、汉族等民族中交替或并存,为这一时期敦煌民族交融和文化互鉴奠定了基础,影响到了河陇地区,乃至西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吐蕃长期占领河陇西域地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自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占卜习俗,成为唐宋时期河西,乃至丝绸之路诸民族文化互鉴的媒介。敦煌文献IOL Tib J 740(Ch.9.Ⅱ.19)号占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占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占卜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河西社会各阶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各阶层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也推动了河西地区民族间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