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具身认知原理及其理论基础

具身认知是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范式与前沿主题之一,引起多学科的研究兴趣。具身认知与语言认知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新的认知研究范式,即语言具身认知,它从认识论、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层面研究其认识论基础、心脑机制以及认知神经学基础,为理解语言内化、语言体验、语言处理、语言生成等符号文化的创造性加工机制提供了新颖的思想启示,也为探讨语言认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路径、提升语言研究与教学的社会效能提供了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研究对象主要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所坚持和发展的理论创新方法、原则、路径、标准、信念、价值观等概念和范畴。理论创新范式具有科学性与革命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脉相承与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性。理论创新范式的历史形态可以从理论创新主题转换、主体思维状态、问题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视角进行梳理和分类研究。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从建构一种成熟理论形态的标准来考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未完全概括出通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仍存在理论研究中“标签化”、政策研究中“边缘化”、研究范式的“虚化”等问题。唯有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够增强对经济实践的理论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是单一或零散的若干原则,而是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体系,具体可归纳出生产关系维度上“致用”的方法论、生产力维度上“实用”的方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演化维度上“适用”的方法论等核心范畴。     

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研究视角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范式主要有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工作研究应该遵循多元范式并存的原则。理论范式的发展融合、跨学科合作以及社会工作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社会工作实践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本研究将扎根理论和行动研究具体应用到长沙市芙蓉区W社区的社会工作实例中，以获得经验理论、行动模式，并在实践中反思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理论模式，最终建构一套动态的、具体的、符合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总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紧密相连;从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现实与文本相联系、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原则。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

面对全球场域的整体性变动,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时代和现实关怀,在学术理念、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调整,提升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价值,努力呈现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变迁实质.面向中国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的需要,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亟待加强本土化探索,寻求全球视域与本土场景的"视域融合",努力建构与本地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学科体系,逐步以科学形态形成对话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话语权,以此为基础,参与调整、解释、建构和传播中国的国际话语.这一努力具有三个侧重:立足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建立跨学科的整体性视野;坚持以本土议题为研究对象.     

跨学科、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试论胡锦涛同志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坚持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及指导思想、目标及任务、内容、原则、方法、载体等做了全新的探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评析

文章在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从科研管理实践与评价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角度、从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的整体及部分的研究出发,剖析了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文章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建立正确的“问题意识”,可以为解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评价问题提供探索性方向和启发性思路,这对深化人文学科评价问题的研究,对探索构建真正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与管理的评价理论和学术规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跨科学、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语言具身认知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关联性研究

语言具身认知具有语言学的思想渊源，与近代语言学重要的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内在关联。语言具身认知的主张和观念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所遵守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有着内在的传承性。系统的整体主义观念影响着语言认知的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将身体、环境、脑纳入语言认知系统中，强调身体、环境、心脑之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

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哲学 )研究目前正面临一种危机———一方面 ,其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成效在下降 ,另一方面 ,其学术水准已明显逊于一些主要的邻近学科。“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此显现出来。要克服危机 ,这种研究就必须走向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前者完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为转移 ,后者则一心求解这个领域中长期积淀的学理问题 ,二者间可形成一种互补结构。其中 ,学术取向的研究应走向与其他学术领域的深度关联 ,走向与国际论坛的积极互动 ,走向观点独立的反思性探讨 ,走向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Som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理解范式的提出或确立应该以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相对突出的理论旨趣为前提。与此相关,文化哲学是一种透过文化符号形式达到对人的总体性把握,而不仪仪把对文化符号形式的研究作为最终目的;文化哲学运用历史科学研究方法把人视为非连续性和异质性的存在物并加以把握;文化哲学在理论旨趣上是对以文化符号形式为核心的文化模式的批判与重建。     

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与过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不同学科的契合”三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不仅深化了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推进了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Biology

生物学理论作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另类一直受到关注。它与传统科学模式间的差异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解读这种差异的根源，需要对生物学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结构给予充分的关注。生物学特有理论结构所表现出的多元语境与语义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对生物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重视语义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对理论本身进行语义分解并研究其中的语义关联问题，从而解读生物学模式作为一种不同于理化科学的特殊科学解释观的合理性。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英文)

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初创阶段,严复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费孝通经历了中国社会学前期发展阶段近20年及后期56年全过程,其学术历程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Three Paradigms in Lu Xun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ptions

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当下，在学术逻辑回归与学术民间性凸显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立场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明显分野。同时，作为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显学，鲁迅研究存在着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倾向。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鲁迅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理解，同时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和不同的价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