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教育与政治的教化——先秦"乐"之意义分析

在礼制的框架中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先秦古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对乐的发展进行梳理时,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乐的"神人以和"到阶级社会中先秦儒家明确融"德"于"乐",提出"乐者,所以象德者也",以及"乐和同"功能之彰显,无不体现出先秦乐所隐含的"道德教育与政治教化"意义.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孔子之"道"今析--以《论语》为例

孔子之"道"充满道德意义人道以"仁"为核心,表现为忠恕之道,为人处世要依"礼"而行;天道即天命,决定个人的最高价值是对他人和个社会的贡献,促使人终身追求"道",并在行道过程中,实现从"修己"向"安百姓"的过渡.这是孔子之"道"由个人观向社会观的提升,对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体系——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就体系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以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设计。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在先验体系中的构架性意义——兼论美学学科的道德形上形态

"荚是道德的象征",是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提出的新的美学定义或命题,其实就是美学学科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第三批判由"美学一目的论"二重结构组合起来,其组合的内部线索,许多专家感到难以理解与把握.其实,康德在三大批判中设计的两套原理:"构成性原理-范导性原理"与"决定的判断力-反省的判断力",把先验体系置于最高层面上统辖起来.其中"反省判断力"别具一格.处于先验体系最高的视点上,以"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的超感性存在与普遍立法-对形式感性立法,通向"美是道德的象征",并转折向下与感性的"形式的合目的性"衔接起来,从而沟通"美学-目的论"(或"自由-自然"),使三大批判体系最后达到和谐统一.这便是"美是道德的象征"在先验体系中的构架性意义和作用.亦是美学学科新形态的确证.     

儒家和道家的人生观

本文简述了儒家乐生、道教长生、道家自然顺生的人生观.综合儒道,认为以生为乐,创造人生,是人生的究竟义,也是人生价值所在.以死为乐,自然安息是人生的终极、归宿.人生的价值不在向人类社会索取多少,而是以对人类社会的奉献多少来衡量.人为天地中心,既否定释氏以人生为"苦海",也否定了道教的神仙长生不死之说,而以"存顺没宁"、乐生亦乐死为大中至正之道.     

陆象山心学美学本体论:本心与审美

在象山处,美的本体即本心,本心的显现就是美;审美乃对本心之美的体认,本心之美就在体验中澄湛,并将一切皆在人生活动中"落座",以人生境界为指归。其理论旨意和最高理想追求,即引人进入"自在自得"与天地浑然不二的至乐境界。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试析孔子政治哲学之人文价值取向

孔子的政治哲学从天命天道观出发,围绕以"仁道"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展开,其政治方法论以德治、德化贯穿始终.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仁道",其政治哲学处处以人为本,体现出深刻的人文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施行仁政,以君臣的理想道德品格感召天下;建立理想的人本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以稳定天下;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德化天下.孔子的政治哲学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大的意义.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论孔丘屈原爱国思想之异同

爱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处于既统一、又分裂状态,诸侯国相对独立,加之"国"的概念混乱,它表现得就更加复杂了.概括地说,当时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这两种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书《性自命出》所论之“道”

《性自命出》所论述的主题是"道"。这个"道"因为其可"道",故为"人道"。此"人道"始自"人情"出自"天道",终于"义"回复于"天道"。"道"此"道"之方为"教",圣人设教,制礼作乐,终成其"治道"。故《性自命出》之"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圣人之治道。至于简文中所出现的对"心、性、情"等的论述皆是服务于此"道",从对"道"的论述上来说,相比于传世文献,《性自命出》并无多少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