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现象”浅析

著名作家浩然的创作经历是非常独特的:“文革”前,他写出了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小说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读者;“文革”中,在绝大多数作家都不能写或不想写的情况下,唯有他,写出了不少迎合那个特殊时代的作品,致使他的创作误入了歧途;“文革”后,他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自己,又写出了大量的为读者喜爱的小说佳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再谈"抄袭的一代"--答周祥森先生

拙文《我们是“抄袭的一代”？》闪烁登网后，《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就“抄袭的一代”的界定依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的确，这是拙文表述时用词欠推敲造成的一个疏忽，把“皆是”改成“大都”就较妥些，笔者对周先生的严谨表示钦佩。不过仍需说明一下，我真正的意思是“文革”对人所必需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破坏实在太大，而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肯定是灾难性后果之一，殃及范围包括“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老一代学者具有过去的“底子”，因而没有“蔚然成风”，“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     

《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综述

四川省青年改革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七月九日组织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满足于给“文革”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结论,更不应该把“文革”、“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不让“文革”的参加者来研究。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文革”作为一个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目     

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

以吴宓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吴宓的追求是理想的,为追求理想,宁舍弃“实际的生活”,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吴宓更注重守成更注重建设,这对于现代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世纪之交,对有着鲜明、独到的文化主张且拥有许多与吴宓齐名的文化名人的“学衡派”作重估,也是极其必要的     

王朔早期小说及近年文学行为:唤醒“文革”后遗症——兼议当今文化批评重生的“文革”疯癫症

王朔的文本 现象 ,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其小说主人公无法摆脱“文革”遗留给他们的饥饿和尴尬。王朔厌恶自身的知识分子化 ,说到底是厌恶某些知识分子的伪善懦弱却道貌岸然 ,但王找不到解决的药方。他砸碎了这个精神饥荒年代中国人最后的精神饭碗 ,引爆文化批评的“文革”漫骂疯癫症。这是一个漫骂的文化时代 ,伴随着网络的谣言、明星的绯闻共生     

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何桂珍理学经世思想探析

清代名儒何桂珍,秉承程、朱理学精髓,讲求“内圣”,更讲“外王”;注重个人躬行实践,竭力把注重个人修养和求得道德完善的做法推向社会,直至帝王。其目的既在于解说和传播理学,更在于研究现实和拯救国势。他把宋明理学思想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统一起来,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其思想虽受时代局限,但不乏很多的现实借鉴成分。     

忆王若水

著名哲学家王若水病逝五周年了,往事还历历在目。若水1948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且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一切哲学文章都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指针,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党报理论编辑的职责。“文革”期间,王若水受到“四人帮”迫害。“文革”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劳动异化的观点,反对在学术问题上采取垄断的态度。王若水的离去,也许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     

周扬“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开始之前,周扬是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史上一位显赫的人物,他的某些观点为“文革”提供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极“左’文化路线的反面,他才尝到了灾难性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