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法哲学

法哲学的历史是一个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争相斗妍的历史 ,又是一个理性自身的变迁史。价值唯理性和形式唯理性都无法完成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成 ,这是对人类理性误读的必然结果。既关注内容 ,又不忽视形式 ,这是法哲学的最终使命。但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和考夫曼的关联本体论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诠释性法哲学———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解的哲学———将是法哲学的希望。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命题基于法律之内的教义学视角，着眼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强调合逻辑性的约束。形式理性化程度较低为知识产权法比较于传统民法的主要差距所在。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化，路径在于法典化、回归民法和单行法的结构合理化。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青年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探析

青年马克思的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现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分析了这种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产生原因、发展轨迹和主要内容,指出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以人类理性、自由为核心,其实质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哲学的沉思在"理性"、"自由"问题上的统一,它是青年马克思新理性自由法思想的精华,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

在哲学史上有关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论述,以知识和价值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层面现代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进行了误读,把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理性,并试图用文化的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政治批判.从学理层面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实践理性:基于广义视域的考察

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实践理性以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及人的合理需要为关切之点。在形式的层面,实践理性主要表现为正当性原则,其内涵在于合乎一定的价值原则或实践规范。在实质的层面,实践理性则表现为向善原则,其要义在于行动或实践过程合乎行动主体或实践主体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同时意味着价值(善)在实质意义上的实现。行动与实践过程同时涉及手段与方式。就行动和实践过程中的手段、方式而言,实践理性又具体展开为有效原则,其内在的要求在于合乎实然(事实)与必然(存在的法则)。正当原则与向善原则主要从价值的形式之维与实质之维体现了理性与实践的关系,有效原则更多地从手段、方式、程序上展示了理性的实践形态。在以上视域中,行动和实践的理性品格,主要便表现为行动和实践过程本身合乎社会规范、体现合理需要、依乎存在法则。以求其善为总的指向,正当原则、向善原则、有效原则彼此相关,从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正当与善的交融、目的与方式的互动等方面展示了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并实际地统摄、引导着实践过程。     

理性选择的争议与经济学的未来

饱受批评的"理性选择"假设目前不仅仍是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一,也正在为法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接受.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倍受争议的假设,仍需要深入思考.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在认知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同样在起作用,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仅考虑理性、建立于"理性选择"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自我理性初探

自我理性是人的一种高级认识形式，它是人对自我及其生存环境进行类地认识和综合认识的一种精神力量。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自我理性的内容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我们对自我理性进行自觉的探讨，这不仅对提高个人的认识能力，加强自我完善，而且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确定自己的位置都是一种重要的参照画面。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

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形式理性优先在经济法语境中的要求表现为规则和程序优先。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正当性来自于经济法事实与目标的不可预测性、实质理性目标的可证伪性、实质理性的不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关于经济法适用的一般性原则 ,是法治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 ,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要求 ,但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也有其局限性。     

论民法与商法的理性品格

民法为商法之母源。民法确立并保障一般人格,而商法确立并保障特殊人格。民法与商法的形式理性都表现为法典之纂制。民法的价值理性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商法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对人格快乐之倡扬。     

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美国哲学家布兰夏德指出:“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休谟、康德之前,理性可以获得真理、达到科学,是西方人的一种基本信念。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理性是人类理智寻找普遍性、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能力。直到休谟、康德为止,传统理性本质上是以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表现出来的。基于归纳法本质上的非普遍必然性质,休谟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康德则试图建立所谓“先验逻辑”以修正形式逻辑的缺陷,意在将纯形式的逻辑规则与感觉对象结合起来。但鉴于理性这种结合经验与逻辑形式的能力只适用于经验世界,所以归根结蒂理性在康     

论实践理性及其发生学的文化历程

在个人生活中,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将外在于己的对象世界和内在于己的自我世界视为实践对象加以直观。在这种直观过程中,由生活直觉形成生活经验,再形成生活意志,并进而凝集成实践理性。当它在理论上用理念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就具有了它自己的规范结构。由于那种规范结构直接受人们具体实践形式的影响,它本身也就处在不断的发生过程中。尽管如此,实践理性最终必然会以与人的真实活动状态相契合相对应的表述形式来表达,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为了给这一新课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理论前提,本文试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阐释关于实践理性之真实本质的前表述形式。这个问题在当代工业社会的伦理思想之再构建过程中确有其相当的重要意义。     

生态理性: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文化澄明

生态理性是现代人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约束和指导其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真切眷注.这是一种追求全球系统安全的理性,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理性作为自觉的理性与人和自然关系理性的和解,有望把自然和人自身从逆反的文化模式的统摄与服膺中解救出来.这不仅要求重新建构外部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重新建构人类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态或精神生态的协调与平衡,实现对人类文化理性与生产、生活方式的重新塑型.     

从抽象的原则到现实的理性

理论的性质和价值在于通过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辨证统一,指导实践。改变现实。人是实践与理论最根本的现实。理论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从抽象原则到现实理性的过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经历了从现实的理性到抽象原则,再到现实理性的过程。理论抽象化与现实化区别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把握人及其现实生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抓住人这个根本的现实理性。理论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论化,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     

实践理性及其筹划本质

理性是人类永远追问的话题。传统哲学把理性仅仅看作是由认知型思维方式形成的认识理性。康德最早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并将理性区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也用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实践理性。这些都没能解决实践理性的科学性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突破传统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认识。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思维对存在的筹划关系,这种筹划关系形成活动主体的筹划型思维方式,筹划型思维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     

论理性和非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是相对应、相比较的一对范畴。一般地说，理性是格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和思维能力．并且是指人的抽象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的、合理的、自觉的和合乎逻辑的能力和存在感性。理性具有自觉性、抽象性、逻辑性、连续性和过程性等特点。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理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非理性则是指不属于理性范围的直觉、灵感、无意识、情感、意着和欲望等认识形成和心理因素的总和。直觉和灵感一般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界定非理性的，而无意识和情感意志则主要是从意识论和人性论的意义上来界定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