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续)

三、纷争与同族结合的展开(1)嘉靖初年与长丰朱氏的坟地诉讼案与茗洲吴氏有关的最大规模纠纷之一,便是发生于嘉靖二———三年(一五二三———四)与长丰朱氏围绕江潭坟地发生的诉讼案。《社会记》嘉靖三年八月条中仅有如下的一段文字记载:“龙江监察辅公墓被长丰朱氏侵没,龙江会我族及诸族告复之。”但《家记》卷十二《杂记》中收录了有关这一诉论的记录及文书一件。Ａ、《龙江诸族合剂约》(嘉靖三年五月二十日),与朱氏的诉论过程,龙江系吴氏各派共立的义约。Ｂ、《竹溪逸人记》(嘉靖三年八月)。茗洲派族人吴槐所记的与朱氏诉讼之来龙去脉。…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论《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及价值

《徽州文书》系列丛书由刘伯山先生将其多年辛苦收集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考证并出版的重大成果,目前已出版五辑50卷本,包含的文书约2万5千余份(册)。《徽州文书》的整理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每份文书都要进行平整,并经过田野调查来考证和确认归户,然后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每一辑《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出版约需两年的时间,此两年一辑的文书史料集涉及文书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为学术界多角度研究徽学提供了原始可靠的史料资源。     

声誉隆隆满天下——纪念珠算宗师程大位逝世400周年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以十七卷珠算巨著《算法统宗》名传海内外的休宁程大位，是徽州“篁墩程”最耀眼的名人之一。四百年后，中外专家学者士子名流聚集屯浦横江率水之滨，追念这位宗师的业绩，探研大位的学术，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徽州文化的一次重要盛会。     

元代文书二种引证

古代文书二种,一为元泰定三年徽州路祁门县《谢智甫等析税文书》,一为元至正六年徽州路祁门县《吴兰友嫁女奁田文契》。原件均藏安徽省博物馆,现分别介绍于下。一《谢智甫等析税文书》原文: 十都谢智甫同弟谢和甫并堂弟谢章甫,共     

从徽州文书看明代家庭的经济观

被称为20世纪第五大发现的徽州文书，其内容是以徽州籍平民家庭为主体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商业经营、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民间性、真实性等特点，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徽州文书的考察，具体分析明代商品经济观念及析产分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我们认为明代的徽商用“迭相为用”的功名观代替了“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功名观。在析产分居理论上，则用民间的“常理”代替传统儒学的“天理”。阄书和产业批受是明代徽州地区处理家庭财产的两种不同方式。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草窗词》考

清初词人朱彝尊辑《词综》二十六卷,汪森增补十卷,合共三十六卷。收录唐、五代、宋、金、元词2253首,作者659人。为一部著名词选。该书卷二十“周密”名下注云: “有《草窗词》二卷,一名《蘋洲渔笛谱》,”此说一出,相沿成习,讹误传承,无人细究,几成定论,贻误非浅。 修订本《辞源》四册“蘋洲渔笛谱”条云;“元·周密撰。二卷。密,南宋末人,号草窗,故其词集又名《草窗词》。” 1989年版《辞海》再订本上册草部“蘋洲渔笛谱”条释文云:“又名《草窗词》。词集名。宋末周密(号草窗)作。二卷。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于二卷外,收有清·江昱所辑《集外词》一卷及考证,附朱氏所撰校记一卷。”而“草窗词”条更直注为:“即《蘋洲渔笛谱》”。 以上三书同执一词,皆以《蘋洲渔笛谱》与《草窗词》为异名同书。而考校实际则不然。看来,颇有考辨以正视听之必要了。 两书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草窗词》编号     

徽州文化的全景扫描--《徽州五千村》简评

十数年来 ,我曾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皖南 ,感受徽文化的神采和底蕴 ;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阅览相关书刊 ,了解徽文化的由来和演变。尽管我对徽文化及其研究已经并不陌生 ,但捧读黄山书社最近出版的《徽州五千村》系列丛书 ,仍然受到知识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徽州五千村》丛书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从徽州文化完整性出发 ,将原徽州范围内的古村落作为文化遗存的整体加以审视和考察。因而该丛书除综合卷、屯溪区卷、徽州区卷、黄山区卷、歙县卷、休宁县卷、祁门县卷、黟县卷之外 ,还包括绩溪县卷、旌德县卷和婺源县卷。全书共 1 2册 ,2 80余万字 ,1 …     

福建发现的古抄本《白兔记》

提起《白兔记》,在我国广大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在七百年前的宋元南戏里,就有了《刘知远白兔记》这个剧目.由于它取材于著名的民间传说,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古代农村妇女李三娘的感人形象,对她的痛苦遭遇给予极大的同情,因而赢得了千千万万观众的热泪,并广为流传,历演不衰,被誉为"四大传奇"之一,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宋元时期的南戏剧本没有流传下来,现今流传的为明代人修改的传奇本,有几种不同的刊刻版本,其中以明末江苏常熟人毛晋(公元1599-1659年)编的《六十种曲》本较为流行.此外还有明代万历年间富春堂刊本《刘知远白兔记》,明代万历年间由浙江钱塘人胡文焕选编刊刻的《群英类选》(公元1593年-1596年),其中收《白兔记》里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徽州文书与传统中国研究

徽州文书作为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重要文化财富”——这是著名徽学专家王振忠在《徽州文书与传统中国研究》一文中提出的看法,自然也给了我们徽州本土的后学来者增添了一份历史自豪感。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长篇小说卷编辑后记

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长篇小说卷两卷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这两卷共选五部长篇小说,即叶绍钧(即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田军(即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这五部小说是从新文学运动的二个十年所出版的近四十部长篇小说中遴选出来的,它体现出这十年间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反映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绩。     

从《李氏山林置产簿》看明清徽州山林经营

一 《李氏山林置产簿》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有一部明代徽州山林置产簿残本,尚存有178号山场的置买、租佃、砍伐、贩运等事的记录。其上自宣德9年,下至嘉靖43年,前后达130年,是笔者所见到的反映徽州山林经营状况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之一。 该簿封面、序言等均缺失,但正文中有“十西都”、“十东都”或“西都”、“东都”等地名。据府志记载,明初将祁门县原有十都,划分为十东都和十西都。因明代徽州六县,仅祁门县有东、西都之分,故由此推断,簿载山场有些是坐落在祁门县归化乡十东都和十西都,或     

社会转型视角下民国徽州家族礼仪形式变化研究——以绩溪家族对朱子《家礼》的实践为中心

在传统家族社会,家族礼仪形式意味着家族延续与否的重要保障。其中朱子《家礼》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式性地位,成为传统家族社会礼仪形式的代表,尤其是在被誉为"程朱阙里"的徽州,这种地位更为稳固。作为一个以"中原华冠"后裔自居的典型宗族社会,入明之后,各宗族便一直以朱子思想为指导,以《家礼》为范本来制作族规家礼。直到近代社会转型对徽州宗族社会产生冲击,《家礼》的范式性作用才受到一定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这一时期《家礼》在徽州的实践中管窥一斑,民国时期绩溪家族便是其中的典型。     

《续资治通鉴长编》校补两则

《续资治通鉴长编》,编年体史书,原九百八十卷,总目五卷,举要六十八卷。今本五百二十卷。南宋李焘(1115￣1184)撰。焘,字仁甫、子贞,号巽岩,眉州丹陵(今属四川)人,著名史学家。绍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终敷文阁学士,同修国史。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博采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碑志、行状等四百种史籍,历四十年,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著成此书。记事始于建隆,终于靖康,记北宋九朝史事,凡一百六十六年。前五朝史料搜求尤称完备,对材料削误增补,分注考异,“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其淹贯…     

郑板桥松萝结茶缘

我国清代著名书画大师郑板桥,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以画会友、以茶待客,而在全国诸多珍茗中,最受他钟爱的就是“色如翡翠、香如兰蕊”的松萝茶。讲到板桥先生的松萝茶缘,先得从一位休宁籍的苏州茶商程羽宸说起。据史载：程羽宸祖居徽州休宁城东柿树园,是清康熙年间苏州最大的徽州茶商。他在苏州开设的茶号达三十九处之多,其中茶类最全、规模最大的总铺“珍茗斋”就开在苏州玉泉街口。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徐光启著译新考

徐光启平生无其他嗜好,唯将精力用于楮墨文字。其孙徐尔默所著《文定公集引》(以下简称《集引》)记:他将近四十年,“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孜孜矻矻若老经生,生平著述与年俱富,咸成卷帙”。徐氏死后第二年,其独子徐骥所撰《文定公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记其主要著述,除《历书》、《文集》(数十卷)外,行于世的专著有十种,藏于家的专著也有十种。不久国乱家难迭至。清兵南下,家宅失火,徐光启之妻、之子去世。其充栋等身之著述此时散佚殆尽。经过顺治年间近二十年穷搜博访,徐尔默仅购十一。据不完全统计,已刻而毁的专著十种,未刻而佚的专著二十四种。值得幸慰的是,除《农政全书》、《西法历书》和《文集》(若干卷)外,尚存各种著译二十余种。可惜至清末,兵燹频仍,徐光启遗留著译,得而复失,百不一、二。咸丰年间徐士荣(八世孙)题《家书墨迹》:“自壬寅(1842)迄癸丑(1853),不过十余年,而兵燹两遭,仳离频慨,以致书卷散佚,图籍飘零,甑破簪遗,同声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