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比较法 ,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 ,相互融通 ,解读楚辞 ;二是感悟与思辩相统一 ,他将诗歌艺术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为楚辞学作出新的贡献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梁启超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虽不以《楚辞》研究著称于世,在他1400万字的著述中,《楚辞》研究成果所占比重也不大;然而,在整个《楚辞》学史上,梁氏的研究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研究《楚辞》的著作主要有《屈原研究》①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②二种。《屈原研究》是作者1922年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学的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及文学     

广历博见的研究境界——简评周建忠的《楚辞考论》

新近面世的《梦辞考论》(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南通师院副院长周建忠教授楚辞研究的系列产品之一。自上世纪1980年迄今24年来，他一直以一个“九死未悔”的探索者的姿态，带着深邃的学术目光，对楚辞作家、作品及楚辞学史作了：情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楚辞论稿》、《楚辞评介》、《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淮南子》昆仑神话源自《离骚》考

楚辞与<淮南子>都是楚文化的产物,二者昆仑神话可以互相发明.汉初,楚辞是显学,<淮南子>的昆仑神话亦多本之楚辞.其一,昆仑"三层九重"的结构,出自<离骚>中屈原神游昆仑的游踪.其二,<淮南子>的许多神灵职能、名号,以<离骚>为蓝本.其三,<淮南子>中山川、名物及其地理位置亦多据<离骚>安排.     

荆楚文化特质平议

春秋战国时代,开放、求新、求变的精神特征为当时诸侯各国所共有,并不能说明某一地域文化的特质。荆楚文化受南方水乡泽国、丛林山峦自然氤氲之气而自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与巫觋文化的影响,以青铜器、漆器、刺绣、老庄哲学和楚辞为代表,极富想象力、充沛的激情、浪漫的色彩、不屈的性格与理想主义精神,从楚人＂剽轻＂的风俗习性,＂宏识孤怀＂、＂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以及＂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性格情感而论,荆楚文化的特质应该是与艺术文化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楚辞服饰描述的象征作用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楚辞中的服饰描述有着丰富复杂的象征意义和极为重要的表达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楚辞所写到的服饰常常是对人格之美的象征,并且楚辞中服饰所象征的美好人格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楚辞中人物的服饰之美及有关描述象征和表现着一种强烈、执着的用世之志及此用世之志所遭受的重重打击;楚辞中有关服饰的某些描述还是人物在人格之美不获赏识、用世之志屡遭打击的情况下产生的忧结之情的表现或象征。楚辞中服饰的纷盛华美和香草服饰的频繁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楚辞服饰描述对人格和情志的象征和表达也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根源。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鲁迅与楚辞

鲁迅立足现实,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对楚辞进行了广泛的借鉴与运用,进一步将楚辞中展现的"凭心而言"、"发愤抒情"的创作思想赋予"现代"气息,触及楚辞灵魂的同时也意识到古代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时代局限。     

《楚辞》重言的分析

<楚辞>的语言与先秦诸子的风格相比有很大特色.重言是其中特色的一个部分.以重言为基点,以语法分析为主要手段,从重言的语素构成,所属词性和语法功能等角度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重言的词性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形容词,拟声词,叹词,动词,副词和其他词性;重言的语法作用也是多样的,它可以做谓语,状语,补语和定语.     

南北地域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也具有地域性。《诗经》、《楚辞》奠定的文学地域性特征,在秦汉以后继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文学样式的产生、文学风格的多样、文学革新的萌发、文学流派的活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地域性一方面丰富着文学的样式、内容和风格,另一方面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着营养元素,构成文学发展变化的新质,使得中国文学一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