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的人物刻画与感受抒写

抒情叙事散文刻画人物的目的与小说是不尽相同的.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内涵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由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情节来反映生活;在散文中,尽管描写的对象有人、有事、有物、有景,但都是作者借以抒发人生感受的一种重要手段.鲁迅是写人物的高手.他往往只是寥寥几笔,便能使人物神情毕肖地跃然纸上,传达了作者独到的生活感受与人生见解.     

略论张謇的散文成就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他以一个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的特殊经历和视角 ,审视散文形式 ,从事散文写作 ,确然不入俗流 ,卓然独立 ,在近代散文领域虽未有意树帜 ,但其独特的风貌和斐然的成就 ,是治近代文学史者所不能忽视的。本文分别从议论说理类、叙事类、人物记传类等不同题材散文就其成就做了全面论述     

绚烂之极乃归平淡--略论归有光怀人散文的艺术魅力

本文将归有光的怀人散文风格定位为平淡,具体阐释了这种平淡风格主要表现在叙述平常事件、表现平常人情方面。归有光在叙事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不同的细节描写表现个性化的人物,平淡而不单调;抒情时,自然含蓄、平淡蕴藉,所呈现的“欲语还休”的韵致,将平淡推向了极致。     

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倾向的管窥与反思

新世纪江苏散文呈现出多维的创作倾向.努力拓展散文的表意空间,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现、特别是以江苏为主体的江南地域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古式形象书写,成为其中的重要景观.学者介入散文写作、小说家或诗人的跨界写作,在凸显创作主体身份多元化的同时,有力提升了江苏散文的精神境界、艺术内涵和学理品位.坚守“真我书写”、坚持为“集体记忆”而写作,使江苏散文不仅严格恪守“诚”与“实”的散文文体本质,还呈现出更为阔大的书写意境.而如何提升江苏散文的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如何塑造其新的整体形象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反思.     

鲁迅小说散文中的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

鲁迅曾经提出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说的“情文”、“声文”、“形文”是一脉相承的。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色彩美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声音美则可以动听入耳。文学作品正是凭借色彩点染和声音描摹采加强表达效果,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本文从这两个艺术视角来谈谈鲁迅小说散文的审美意义。色彩点染 如绘如画鲁迅“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赞语。我们读鲁迅小说散文,常     

浅论藏族当代作家贡卜扎西诗歌的抒情艺术

本文探讨了藏族当代诗人贡卜扎西诗歌写作的抒情艺术。认为它以抒情为生命,具有抒情的主观性,并艺术地化物为情,化理为情,使之成为诗人感情燃烧的、特有的、精美的产物。     

论朱熹的散文创作

在朱熹的散文中 ,比较富于文学意味的有三类 :一以写景为主 ,包括游记、亭台记等 ;二以记人为主 ,包括墓志、行状中的片断及记人物言行的短文等 ;三以抒情为主 ,包括序跋、书札等。他的散文写得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 ,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他的创作实践 ,为我们理解理学家文学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杂说杂文的“杂”

本文就杂文基本特征“杂”作如下论述：一曰文体“杂”。凡是侧重于议论说理，而又具有短小精悍、灵活自由、形象生动和风趣幽默等特点的，均可称之为杂文。二曰题材“杂”。它长于小题材。凡是能以小及大和以小见大的人物事件、思想观点、时事政治、风土人情、科学文化、天文地理和文史轶事等，都是写作杂文的好材料。三曰语言“杂”。写作杂文，是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以至说明等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论散文的意境创造

中国文学言志抒情写意，素来讲究“理不可以直指也”，“情不可以显出也”①。在散文创作中，虽然不乏直抒胸臆、直明其理之作，却以托物、因事、借景来言志、抒情、说理，意境融彻的作品为上乘。正如王国维在《人；和词话乙稿序》中所说的那样：“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掳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由此可见，中国的散文是一种以意境取胜的文体，意境优美与否，是衡量散文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之一。意境之于散文，犹如色彩之于花朵，光华之于月亮，节奏之于音乐…     

从《坠落的人》看唐·德里罗的反叙事政治寓意

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以美国9.11事件作为历史背景,运用人物变形、历史事件并置、文本嵌套等后现代叙事技巧,将真实历史与虚构事件融合起来,表明作者通过小说叙事重述历史的反叙事批判立场.德里罗在小说中使用反叙事策略重新书写历史,赋予沉默的大多数人以言说的权利,重塑了恐怖分子的刻板形象,激活了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揭露了美国的极权政治,展现了作家对历史题材寄予的反叙事的政治寓意.     

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

近几年,随着学术风气的活跃,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少问题出现众说纷纭的歧异见解。这是可喜的、令人鼓舞的。它启迪思维,将促进学术的更加繁荣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众多的歧异见解中,据笔者观察,有的说得合“情”,有的说得合“理”,有的说得既合“情”,又合“理”。“情”与“理”,这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字眼。人们的言谈举止,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尊崇、信服。考察历史上的问题、历史人物的言行,也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言行,只有合情理时,才是最佳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容易出现某种片面性、主观性。或只合情,或只合理。这就使得其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当我们回首往事,评判历史是非时,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与行为得失时,也应该作如是分析。愚意以为,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唯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按笔者看来,“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拙文《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提到了“情”“理”问题,分析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及其指导思想的“基本合情但不尽合理”的情况。在此,笔者拟再列举一些问题加以论证.     

从崇史尚散到缘情趋俪──汉魏六朝散文审美大势

西汉散文继承先秦“尚用”的传统，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关注民生，充满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创作表现出缘情趋俪的审美大势。由于对文学以情动人的特征的认识有所深化，“为情而造文”或“述志为本”的散文作品，一扫过去的教化、讽谏之旨，代之以慷慨悲歌或哀怨之音。写景散文的盛行，显露出明晰的山水审美意识；骈偶从原先的一种修辞手法变成了建构文章的基本要素，使骈文以一种崭新文体的姿态堂而皇之地挺进文苑。     

苏门的变相——论晁补之的散文

晁补之散文在议论文、记述文和人物传记上都有独到之处,其总的特征表现为“旁征博引,理胜于文”、“大量穿插人物言论或对话”、“萦纡曲折的结构”三个方面。在苏门文人中,晁补之的散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英雄不好色 好色非英雄——《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试析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是“三言”中的名篇之一，它塑造出了仗义多智、武功高强的赵匡胤和美丽多情的京娘形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文章作者预先设定的写作目的——写一个“不贪女色”“不恋私情”无人可及的“英雄赵大郎”形象——使文章存在着叙事上的自相矛盾，极大地影响了文章的艺术魅力。而作者之所以要预先设定这样的写作目的。一方面与儒家“男尊女卑”、轻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顽固影响有关．亦与佛教、道教对人生都持“出世”“灭情”“远色”的态度相关，但归根究底来说，更是由于传统的“女人祸水论”。     

论非虚构写作中的“理真”

在践行“求真行动”的过程中,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一直追求“事真”、“情真”和“理真”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传达“理真”的叙事策略上,表现得尤为灵活和复杂。它常常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由作者充当叙事的组织者、调控者和事件的“见证人”,并始终置身于叙事现场,灵活表达创作主体的内心之思。同时,它还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言说功能,集纳不同当事人的内心看法和认知,在多维度的聚焦中不断激活读者内心的认同感。为了进一步强化“理真”的叙事效果,非虚构作者还广泛征引有关文献资料,在准专业化的分析中充实并印证自己的观念。非虚构写作的这种叙事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并回应了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重要关切。     

郭沫若早期诗论初探

一 郭沫若早期诗论的核心是主情说。他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他把感情的作用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阐发的。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感情本身,有了感情,即使“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这样,郭沫若就认为感情是灵魂,是实质,至于“诗”,只是感情的某种表现形式。郭沫若的这一提法确实是抓住了本质,抓住了特点。     

文学中有深刻的经济问题——论我国文学反映社会经济的内容及特征

文学即人学。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也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 ,必然要反映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 ,形成不同时代文学的内容与特征。离开了由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并进而形成的政治关系构成的社会活动 ,文学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也就无所谓文学艺术。尽管在具体作品中 ,表现的手法不尽相同 ,有显形的或隐形的 ,有直接的或间接的 ;表现的形式有寓言神化、诗歌戏曲、散文小说 ;写作的目的或记史 ,或写人 ,或抒情 ,或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事件。但都活生生地描绘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 ,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     

传人物之风神补史传之遗缺--论王安礼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王安礼为北宋大臣,在其所著<王魏公集>八卷中,惟碑志文这部分叙事之文具有法度,尤其是沈季长、元绛两篇志铭,在叙事、抒情和人物刻划诸方面,特色鲜明,力现人物的风神品性,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不仅是王安礼散文中之佳作,也是宋代碑志文中的优秀篇章.     

试析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身为当代散文大家的孙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即用一种主观色彩较深的散文笔法写人叙事、状物写景,情节的淡化,舒缓自如的结构,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等,这种倾向既显示出作家孙犁可贵的创新意识,同时又增强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     

论唐宋词的心理描写──兼论苏轼词作的情感流程

论唐宋词的心理描写──兼论苏轼词作的情感流程杨海涛“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①深究之，词家并非着意于“通常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也并非修饰词藻之美，而是言内心情操，心绪波动，心弦感触，注重开掘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