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的内在机理。     

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具有不稳定性的内在机理.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的触须必然要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人性有恶的一面,权力也是一种必要的恶,故要对司法权加以限制;人性又有善的一面,因此,人是目的(康德语),应当尊重人所享有的尊严,保障无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不受侵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生长出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即对司法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构成了罪刑法定的人性基础。     

中西政治旨趣迥异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任何政治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旨趣.西方国家崇尚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治追求基于它对人的局限性和恶性的体认,中国历史上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基于它对人性的完满和本善的预设,而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应以对人性善恶的全面把握为基础.     

人性善恶与国家统治

国家统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从人性的角度论述国家统治存在的基础,分析了人的善性与德治,人的恶性与法治,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以及用人性解释国家统治的时代意义.     

论法治的稳定性——法治理论预设前提分析

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有稳定性,但是不管人治或者法治,其作用都依靠人的运作才能实行。人治与法治的运作者是人,治理对象也是人,何以一种方法不具有稳定性,而另一种方法具有稳定性呢?本文试图从政治理论建构的预设前提分析其合理性基础,从而揭示出法治具有稳定性而人治不具稳定性性的内在机理。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论人性假设

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 ;人性假设就是以一定价值取向对这种规定体的表现有选择地抽象、摄映。一般说来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往往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公设”,并以此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人性善或人性恶是推断未来的理想社会的人性预设前提。孟子、卢梭可以说是性善说的代表。他们以人性善为依据来论证人类历史的向善主义。荀子、霍布斯是性恶说的代表 ,他们以人性恶为由论证人性改造和人性控制的必要。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的市场经济人的假设 ,可以说是现今市场经济理论的公设。它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有人性假设 ;这一人性假设是否可以说即是历史的具体的“共富”新人和“先富”经济人的统一。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论廉政制度的人性基础

求利动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前提和终极动力,但也是腐败产生的人性根源。廉政制度的设计需要对其作用范围内的人们的最基本的行为作出预期,而这一预期又以一定的人性本质为假定前提,以人性恶为假定来设计廉政制度的出发点,使防范任何人滥用权利谋取私利成为可能,但这并不否认人具有向善的可能,而且还对人性善保持着相当的信任。     

东西方基于人性善恶选择治理制度的比较

本文通过分析历史上东西方社会对人性的不同认知,解读东西方社会对治国模式的不同制度设计。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法治＂的制度安排,而东方社会基于＂人性善＂的认知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采取了＂人治＂的治国安排。本文通过论证＂法治＂与＂人治＂的不同渊源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和＂人治＂是殊途同归的制度设计,然而在当代社会＂,法治＂是更具理性与稳定性的制度安排,是和谐、繁荣的必由之路。     

论高等教育法治化的观念基础

高等教育法治首先是一种观念法治。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非法治思想,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法治化的进程。当前中国教育法治的一项基础工程,就是要通过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等手段,推进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夯实高等教育法治的观念基础。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中西自由观比较

中国人的自由观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 ,它与性善论相联系。即是说 ,当人达到了“至善”境界 ,他就不再受外在功利的诱惑 ,从而他也就获致了自由 ;西方人的自由观注重外在的物质自由 ,它与性恶论相联系。即是说 ,为了企达自由状态 ,人必须防止被他人强制。中国人由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的估计 ,因而忽略了制度性构建 ;西方人由于被功利主义所诱导 ,因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中国人权派的法治思想探析

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他们要求制定宪法,规定政府的权限,约束政府的行为,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但是企图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走上法治的轨道,无异与虎谋皮,是注定行不通的。     

关于法治的若干理论分歧

法治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经过多年的反思,我国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标志着法治的价值得到了普遍认同,同时,也意味着法治理论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开拓和创新的阶段.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理论上的分歧是难免的,而且,这种多样性恰恰蕴含着理论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