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共治平台的塑造:四种治理模式的考察

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终结以及基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速,村镇治理新机制开始生长出来,新机制要求新的治理平台产生.本文从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等几个村镇治理主体关系出发,考察村镇治理机制变革路径,并通过对四个村镇共治平台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认为村镇组织沿着制度滑行、制度模仿、制度拓展和制度创新等变迁路径塑造村镇共治新平台,不断回应村民的需求,在乡镇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村委会落实自治权力和村民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寻找到协作平台和权益实现的平衡点,官民共治是村镇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而民主深度发展则是村镇治理机制变革的基本保证.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风险。针对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发力,进一步将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切实引入民生各个领域。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从自主自治到复合共治的逻辑演变

社会治理是自主自治与复合共治的统一安排。一方面,资源和权力分散于多中心的组织体系中,可因地制宜地自主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分散的主体可联合起来共同处理复杂的事务。为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所带来的挑战,多元化自治单位主要通过问题建构、组织化、规范化、网络化、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冲突的协商演绎来实现由分散自治向复合共治的转化。在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下,自治单位在保持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整合政府的、社会的和市场的资源,以及通过结成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构建一种网络化的治理结构。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一种将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赖特的阶级理论及其价值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以“市场能力”为核心分析元素的阶层分析理论取代马克思以“所有权关系”为分析重心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现代西方观察社会结构的主流范式。但是,当代西方一些学者不满意于流于社会表层结构分析的阶层分析模式,试图将阶级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重释阶级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成果,对于观察和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结构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信息公开与民主制度并无关联,因为"精英民主"模式通常与保密文化密切相关,它既不鼓励公民参与,也不希望公民知悉政府的信息。直到参与式民主在近几十年取得主流话语权,信息公开才与公共参与一道成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未来必将有助于民主的发展。     

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思辨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解读全球不平衡问题,可以将全球不平衡定义为持续的、规模扩大的经常项目不均衡和金融项目不均衡。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最大规模的全球不平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界的不平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当代全球不平衡。持续的外部不均衡是由国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全球政治制度体系等重要的系统性因素造成的,它给全球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极大威胁,并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差序格局”到“身份”、“单位”和“关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进而从身份分层到财产分层再到契约分层。只有通过广泛的妥协和合作,建立合理的、稳定的、开放的和有活力的社会分层结构,合理配置有效的资源,才能使人们得以自由迁徙,在经济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过程中实现“共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有成功、正确的实践,也有失败、错误的教训。鉴古可以明今,通过对这一曲折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反思,作为执政党如何准确地认识、把握党的指导思想,首先要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认识到党的指导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公共性的现代回归:从统治到治理——对治理理论的一点思考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失去了公共性的追求,公共行政要么会变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要么便会在管理主义的迷茫中失去自我。本文通过对公共性内涵的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理论是雅典城邦倡导的公共性的现代回归,它提出的分权、参与、多中心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论证到隐喻——论哲学功能的历史命运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的历史梳理,勾勒出哲学功能问题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和特点。     

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的内涵诠释与界分

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是两个用以表述社会历史演进中社会主体或社会成员构成的重要范畴 ,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之间不仅具有一定的联系和许多相同点 ,而且二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独立内涵。我国理论界对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内涵的诠释和界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在对理论界不同观点进行认真梳理评析的基础上 ,对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的内涵给予了新的诠释与界分。     

渤海国历史的归属

唐代渤海国疆域地跨今我国东北的东南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及俄罗斯的滨海地区.故有关国家的学术界都从其今日的疆域出发,把渤海国的历史看作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考察渤海国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及渤海的主体民族都是我国古代的靺鞨人;大祚荣等人又是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是当时唐朝管辖之下的地方政权,是与唐亲睦和好、"车书一家"的国中之"国";渤海国故地的大部分一直还是历朝历代我国故有的版图,而其主体民族的大多数后裔,最后又多融入于汉族之中.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说渤海国的历史归属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迅速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关系亟需重塑。中国共产党通过利益分配、统一战线和意识形态改造等方式进行社会整合,协调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巩固了工农联盟,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思想改造。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整合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在我们党以后的执政历程中,这些缺陷和不足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反而得到放大和强化,成为导致党长期“左”的错误的重要诱因,削弱党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