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原型情感基质的现代转承

对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神话历史根源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向度是从有关动物原型情感基质的现代转承的角度加以展开,即以“万物有灵”与“动物崇拜”等原始朴素生态理念中所负载的重要伦理价值积淀及其在历史演进当中所发生的情感转承和叙事流变为考察依据,特别关照当代“动物叙事”类型表达当中潜隐的情感承传及相应的某种缺失、变体与位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动物小说文体本身所凸显的时代价值意义,特别是在“人与自然”框架下对人态、生态乃至民族集体记忆的思考与书写,都凸显了原始情感基质的内在维系、促发与导引性作用,当然,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当代动物小说所特有的思考深度与叙事张力。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布罗代尔的“历史空间”论

布罗代尔以历史学家身份闻名于世,但地理因素在他的历史思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布罗代尔对地理学的认知,支撑了他的历史思考。他尝试在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将二者融会起来。这既是“时间地理学”的要点所在,也是“历史空间”的要点所在。其原因在于,布罗代尔深受其所处时代地理学的影响,同时强调“总体史”研究和建设一门“综合学科”。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这展示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融合。注重历史性、整体史与区域史、空间层次性和历史空间叙事,是布罗代尔对当下历史学思考的价值所在。     

试论叙事作品的意义生成

人总是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之中。“叙事”是人类探寻“意义”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叙事”这一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应该对意义问题作出自己的探讨。本文试图在对叙事作品的意义结构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观照的基础上,建立叙事作品的意义生成模式。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警惕性要素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简单地把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且试图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显然与现阶段我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如果任其存在和泛滥,势必会产生一系死不利后果:法律权威将会受到挑战,道德根基将会遭到损毁,以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为维度的社会关系也将更趋紧张.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和书写方法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单位人口述作为单位研究的重要范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的单位人讲述和作为“改革参与者”的单位人讲述既有连续性,也有差异性。单位人个体记忆与集体话语之间的“记忆裂痕”以及同一单位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不同口述内容的“记忆偏差”,呈现了单位记忆的不同图示,而由此生成的两种叙事或许可以成为透视“记忆悖论”、逼近历史完整性的另一种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

“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学界对此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不仅歧见纷呈,而且聚焦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概念的阐释,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相关思考,因而应从文本总体及其历史中对这一概念加以考察和把握。从历史语境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提出这一概念,根本上就是要彻底扭转“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叙事。从文本的总体来看,“历史科学”应是一门以人们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改变世界的“科学”的总体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诸多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个层级结构及其相关命题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使“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叙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严密性的整体。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从文本的总体及其历史来把握“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无论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学说抑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民间组织广泛深入民众之中,它们既是公民自治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分析、研究民间组织产生发展的规律,如何进行科学的分类,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围绕人这个主体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解人这一问题上,始终把人理解为三个层次,即“类的人”、“社会的人”和“个体的人”。三者的关系有着历史性和逻辑性,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完整过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追求“天人之和”、“人我之和”、“身心之和”。     

在1911年“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在清代的种种“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对其后历史漫长深远的影响。从此出发,在1911年之前十年和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既有其可能,又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做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人是什么”：一种语义学和现象学的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哲学的核心使命,不同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人”这个同一性概念的差异化的不同侧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讨论：（1）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思考;（2）“人”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的含义;以及（3）对作为一种现象的“人”的本质,尝试进行现象学的分析描述。从现象上看,人既是一种“能在”,也是一种“应在”,正因如此,人才有目的地、应然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通过其符号化能力而具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因此能够积淀自己的文明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自身朝向未来的创造力。     

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喻希来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等陆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他的观点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余世存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写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版主李永刚在“编辑手记”中说:“喻希来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把握,让人震惊。”喻希来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他常常要我给他的稿子“把把关”,因而使我有幸成为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回我又是《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深。拉杂写下一些即时的感想,是为序。     

安寿吉“满洲”时期作品中的“他者”认识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于“民族”的思考与认识,其相关作品中的“他者”（即“满洲人”和“日本人”）叙事认识既是构成作家在“满洲”时期的现实认识的基础,也是朝鲜人在“满洲”探索生活方向的重要坐标。     

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写进党章之中，是党的十五大作出的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科学决策。因此，在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过程中，关于如何牢固确立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前提．首先是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地位。所谓“全面”，就是要跨越时间和空间，放眼历史和现实，纵观理论和实践；所谓“正确”，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全面”是“正确”的前提；“正确”是“全面”的保证。只有全面地…     

城市环境历史的叙事选择——以衰败叙事为中心的讨论

自书写城市环境历史伊始,书写者便游弋于不同的叙事选择。20世纪以来,在城市环境史的叙事中,衰败叙事长期是许多学者关切的重点。然而,爬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史学著作,则会发现在汗牛充栋的城市史与环境史文本中,并不只有进步叙事与衰败叙事,还有希望叙事。希望叙事是对衰败叙事的反思和挑战,是满怀希望的批判性叙事,也可能是城市环境史叙事中替代衰败叙事的模式。而左右“衰败”与“希望”的是资本。资本在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席,在将来的历史叙事中也不会缺席。资本既有破坏力,也有创造力,是为历史叙事中的“资本统御”。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