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明代皇室冠礼述评

冠礼至周代形成定制,此后长期被沿用。明人颇重冠礼,皇室尤甚。明代的皇室冠礼有皇帝、皇太子、皇子和亲王等冠礼形式,它们各有等级森严的制度。明代皇室冠礼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它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这种政治权力伴随着冠礼的举行而产生,在皇权运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室冠礼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     

宋代的名字说与名字文化

名字说是对人或事物的名字进行解说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从宋代开始盛行,但其文化渊源始于先秦冠礼制度,《仪礼》中已记载冠礼仪式上使用的格式化祝辞。汉代至唐代很少名字说存传。宋儒复兴冠礼,名字说因而流行。宋代文献现存名字说460余篇,其中只有几篇是对事物名称进行解说,绝大多数都是对人名和字的解说。名字说的语体以散文体为主,间或有少量韵文,内容专以议论名字的来由和意蕴为主,篇幅或长或短,形式比较活泼自由。这些名字说反映了宋代的名字文化：取名命字的时机、程序、主持者、应邀者、接受者以及更改名字等等,牵涉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一篇名字说,既是实用的解说词,又是辞美学富的美文,体现着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文化修养、审美趣味。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文德治世”:宋代献文召试制度考述

召试是指宋代皇帝或皇帝指派其秘书机构、亲近臣僚对特殊人才进行的考试,召试合格者可以获得授官、除职、赐科名等优待。因进献诗赋文章而获得皇帝特旨召试的事例,称为"献文召试"。宋代献文召试所献之"文"包括家集、逸书、赋颂、诗词经义等类型。北宋前期,献文召试频繁举行,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献文召试明显减少。南宋初年,宋廷对北宋末年献文召试进行清算后,至南宋末年这种铨选形式几乎绝迹。宋代献文召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右文国策"的体现,也是特定时期君主特权与官僚特权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宋代科举、宗室、荫补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献文召试最终消融于制度化的皇权之中。     

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

翰林学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中一种重要的职官.它始建于唐朝,至宋代而制度化,元、明、清时虽稍有厘革,但一直沿置不废.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的历程中,翰林学士作为以知识分子充当、替皇帝起草诏命、为君主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宋代是翰林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首当其冲的即翰林学士的人员结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官制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正确选用知识分子或业务类公务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昭穆解惑——兼答赵光贤教授

笔者曾撰《周代昭穆制度源流》一文,认为昭穆制度起源于西周鲁国"一继一及"继承制度,并随继承制度的演变而演变。西周兄昭弟穆是原生形态。春秋时代,规整的一继一及制谱系被打破,出现了既有兄昭弟穆,又有父昭子穆,个别还有弟昭兄穆、兄穆弟昭的不规则次序,属于昭穆制度的次生形态。进入战国,父子相传成为定制,与之相应昭穆制度出现了父昭子穆的格局,这是昭穆制度的再生形态。该文草成后,投稿某编辑部并进入外审程序,笔者有幸收到署名赵光贤的外审意见。赵光贤先生是研治西周史的著名学者,专著《周代社会制度辨析》为学界熟知。可惜的是该书未涉及昭穆制度,因此,关于拙稿《周代昭穆制度源流》的审读批语,某种程度上应该能代表其对于昭穆制度的一些观点,更显珍贵。鉴于批语中的不同意见,深感许多问题如昭穆指受祭者还是祭者、能不能表兄弟关系、鲁制与周制的关系,以及昭穆史料的辨伪等方面,很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并期望由此引起更为深入的研究。     

清代捐官制度探源——读《官场现形记》

清代是捐官制度"最盛行"、"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官场现形记》对捐官制度的这"三最"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揭示,并从四个层面具体挖掘了它形成的根源,即历史根源:"限资之例,始于汉代";政治根源:"恩出自上",官属皇家;经济根源:做官利息,胜于经商;世俗根源:为官为财,人之所欲。     

释"穆"--兼谈昭穆的礼乐涵义

<说文>释"穆"为"禾",义甚笼统;训" "为声,又与<说文>训" "从 得声不协.文章从钟鼎文中找出结构与"穆"相同的縣(懸)字为例,证明穆字义非禾属.穆为合体字,会悬钟和鸣之义,所从"禾"乃"木"之形讹.为何中国古代要用昭穆来命名祭祀秩序?文章指出"穆"源于音乐的和美,而和美的乐声应该遵从音律的规则,故昭穆寓意古人效法有序的音律以规范人群的和睦.     

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

翰林学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中一种重要的职官。它始建于唐朝,至宋代而制度化,元、明、清时虽稍有厘革,但一直沿置不废。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的历程中,翰林学士作为以知识分子充当、替皇帝起草诏命、为君主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宋代是翰林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首当其冲的即翰林学士的人员结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官制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正确选用知识分子或业务类公务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明代的"字学"与"字说"

(一)明代学者的字学不可一概否定.(二)明代字学对于与礼制有关的某些文字的解说,明人对于避讳的讲究,可以入礼.(三)<明集礼>的"字学"实与礼制没有直接关系.(四)明代盛行的"字说"源于冠礼,可以入礼.(五)明人"字说"及其延续乃是传统训诂学的特殊分支.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三教共相:宋代皇帝气象——以《宋史》本纪为中心的考察

"本纪"对于解读正史所反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宋史》本纪记载皇帝气象具有三教共相的特征,反映了宋代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特质:帝诞气象的三教交融,拓展了皇权的文化基础;皇帝个体、群体素质及其家国政治气象的三教合一,表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三教共相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展现形态,其中蕴含了宋代之所以为宋代的主要原因。     

论外籍华人参政议政制度的构建

纵观中国国情,外籍华人参政议政似乎是一件不可逾越之事,故而学界避而不谈,相关成果亦难以诞生。从世界参政议政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不仅是一国之公民,有时,外国侨民在该国定居若干年后,该国亦会明确该外国侨民一定的参政议政权,从而保障外国侨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外国侨民中,外籍华人与我国之情感最深。依法明确外籍华人在我国能参政议政,有利于激发外籍华人投身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热情,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论宋代民事法律的近代因素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财产法领域的物权制度和契约制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近代主要的财产权利在宋代均已出现,还呈现出了体系化的趋势,而且这些权利在制度层面的供给也催生了宋代类似于近代民法中对物的最大化利用的制度网络。而阶级结构的调整,使得各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有了一种更趋向于平等的态势,出现了类似于近代"物质性人格权"的供给。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宋代民事法律在制度层面具备了近代因素。     

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书家研究

明代出现了皇权独尊专制的状况, 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 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 大都愿意为之赐名.于是寺庙要立碑作记, 简称之为"敕赐碑".碑记的撰文者皆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 碑的书丹及篆额者, 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 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 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故将北京的"敕赐碑"按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 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研究.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侍从讲读之制起源于东汉,是皇室教育的一种形式,以侍从皇帝和太子读书为责,魏晋多有因循。时至南朝,侍从讲读者不仅陪侍皇帝和太子读书,亦侍从诸皇子读书。自汉晋至南朝,侍读侍讲并不为官名,但南朝时随着侍读、侍讲者人数的增加,亦出现专门从事侍从讲读的倾向,为唐朝侍读侍讲官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