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星云大师说,他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一心态总是很乐观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郭沫若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代表。本文在较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从郭沫若所提出的“艺术是我的表现”、文艺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没有所谓目的”、形式上应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复杂内涵和特色,并揭示了郭氏浪漫主义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沫若”谈

郭沫若的“沫”,我们都知道是古水名,即今大渡河,又名铜河。但“沫”本写作“沬”,不读mò而读mèi(妹)。其实这个“沫”与“沬”的不同读音,郭沫若本人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罢了。郭老曾在《创造十年续篇》里谈到笔名“沫若”的由来:他(即范允臧——立和按)问起我的笔名的意义来:“沫若”(Mo Jo)两个字,是不是取自佛经的“如梦幻泡影”那样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实本是“沫若”(Mei Jo),是由我的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里有“关沫若”的一句,便是那两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郭沫若“五.四”前后的文艺论述及文艺创作,蕴涵着丰富的文艺心理学。郭沫若把情绪视为文学的原始细胞乃至文学的本质。在心理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融铸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而揭示作品的思想主旨,是他“五.四”前后的文艺心理态势。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

本文指出,郭沫若一生的创作和研究工作都表现出人民性的特色.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史学研究和文艺研究中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思想.作者对“人民本位”观的实质、作用及其在郭沫若研究工作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人民本位”观是郭沫若学术思想的精华.文中首次披露郭沫若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最后一次会见的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沫若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品质.     

“鸬鹚”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许他叫狗儿或叫伢子什么的,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我心里叫他“鸬鹚”,是因他有着和鸬鹚极其相似的命运——被人“豢养”,被人“渔利”。他走南闯北,每天见过的人有成百上千,当然不会记得我。然而,他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     

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表现主义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本质特征

正视表现主义在郭沫若早期美学世界的优势地位,决不意味着对其他文艺思潮流派特别是浪漫主义重要存在和影响的忽视。在流淌着多元艺术之水的郭沫若的早期艺术世界里,浪漫主义始终是表现主义的搭当,它们都是艺术世界的“核心成员”。郭沫若的天才是,他在为我所用的原则下,将两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艺术体系同时拿来,互用、互补,配合默契,通力合作,够味地表达“自我”的和时代、民族的情绪、灵魂和     

试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

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正如毛泽东在他的美学专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     

论郭沫若前期文艺理论及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因素

对郭沫若前期文学主张影响最大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当属德国的表现主义了,正如他在《创造十年》中谈到自己前期创作的三个阶段时所说:“特别是表现派那种支离破碎的表现,在我们支离配碎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若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表现主义(Expressionsmus)作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虽没有统一的社团,没有统一的步调,但他们都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他们都要求表现“自     

论科学知识对《女神》的影响

《女神》中大部分诗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研究《女神》,人们一定要把它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联系起来,这诚然很有必要。因为郭沫若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女神》就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但还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应忽视的,就是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那个时候,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虽然他已知道自己两耳重听,不可能行医,虽然他也已决定走文艺的路,但他毕竟还是天天在接触医学知识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学过不少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可以说,他一     

编读往来

孩子的态度感染了我 我是小读者索振洋的母亲。当孩子很神秘地把一封信让我寄给你们时，我知道这封信对他是很重要的。我暗地打开看了看，知道了他这是在和你们探讨“涉猎”和“涉及”的用法。他的认真态度感染了我，我原封不动地把信寄了出去。谢谢你们给予了解答，     

19世纪俄国文学中人物命名的修辞艺术

(一) 词的名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姓名的功能是称谓人,姓名与人的外貌、性格、品质也没有联系。名叫“美丽”的姑娘可能貌丑;或者,正话反说,取“大愚”、“狗子”一类带贬义的名字,孩子也未必聪颖成才。孩子的相貌、资质、命运并不反映在凝注父母心愿的名字中。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精辟的论断:“某一物体的名称和它固有的本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只知道一个人叫雅可夫,我是绝对无法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的。”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肖复兴在母亲去世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写不完的,那便是母亲。”他感激母亲对自己的爱,对自己没能在母亲生前理解她而深深内疚。然而,“伤怀往事,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心里的感受无可言说。我知道,无论过去是对是错,是可以伤感,还是可以悔恨,都是不可追回的了。”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捧读穆木天的诗论与诗评——一封关于诗歌评论的公开信

立立同志: 你好!多谢你几次寄来你父亲穆木天的遗著《穆木天诗选》、《穆木天诗文集》以及你母亲彭慧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捧读之余,使我深受启迪;又读到你两次寄来你父亲所写有关我的诗和诗集的评论文章,更使我深受感动。大家都知道你父亲穆木天同志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启蒙诗人,是中国诗坛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有深刻修养与敏锐目光的诗歌评论家。他所写的《郭沫若的诗     

中西文化互阐中的“无目的”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简论

该文坚持中西文化互阐的立场，揭示郭沫若早期诗学话语建构的真相其“无目的”论诗学话语的建构就奠基在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中。郭沫若在倡导文艺“无目的”的同时，并不反对文艺的功利性，有时甚至不惜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看起来两相矛盾，但实际上是郭沫若以“人格”为中介，强调个性人格的自然流露与社会性的自然转化，既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又不忽视文艺的特殊规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