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城市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载体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利益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而作为城市社会构成基本单元的社区在调整城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城市社会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发挥城市社区的利益调节功能,应从加强社区民主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和强化社区管理三个方面来协调社区利益关系,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

在近代中国，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植桑养蚕和缫丝的专业分化以及职业分化：农民向工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专业分化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且表现为一种利益冲突型结构的变革。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传统蚕区成为纯粹的原料供应地，蚕农和士绅等群体利益受损，因而售蚕茧并抵制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而在珠三角地区，专业分化则发生在家庭内部和乡村内部，蚕农和士绅等利益相关群体能够从技术应用中获益，因而积极支持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在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技术应用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利益共享型结构，而技术应用所建构的这种利益共享型结构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应用。     

城市近代化和晚清士绅的嬗变与重构--以江浙地域社会为例

本文选择江浙地域社会为背景,把士绅在近代的演变纳入以上海为中心和首位城市的近代长江下游区域城市等级网络体系中加以考察,从人与环境(城市近代化)互动的角度窥视晚清士绅演变的全貌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及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揭示晚清士绅演变的差异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功败垂成,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种子只在少数中心城市生根开花,而在广大州县基层社会却收效甚微.     

城中村城市融入的目标与路径探索

城中村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曾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城中村成为制约城市继续发展的瓶颈。城中村改造的终极目标是融入城市。在城中村融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着资产处置及利益纠结、管理体制滞后、居民路径依赖及对未来生活保障担忧等突出问题。要顺利实现城中村融入城市的目标,必须遵循"资产改制—村居改制—社保衔接—拆迁安置"四个环节有序推进、分步实施的路径。     

流通中心是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核心

城市是一个具有多重中心作用的经济综合有机体。在商品经济和城市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要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也就是发挥城市经济综合有机体的作用,就要首先发挥流通中心的作用。一、城市是个具有多重中心作用的经济综合有机体城市是历史上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城市集中了各类经济部门和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这些经济部门和工业企业的集中,不仅是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的源泉,而且也是城市经济综合发展的物质基础。一般说来,现代城市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品流通中心、工业生产中心、交通运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也是科技中     

清末房地产法律制度运作之二元结构——以交易参与者为视角的分析

传统社会之房地产交易多在熟人之间进行,参与交易的不仅是双方当事人,尚有亲属、邻、友、中人、士绅、官牙等,交易中渗透着国家的监控.而这种控制是通过中间阶层实现的.清末房地产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充分体现出国家干预和民间自治的二元特征,两者协调均衡,共同发挥着维护交易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强弱群体分化明显,使政府面临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任务非常艰巨。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要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协调机制。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关键——论建立城市人才中心的意义和途径

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试就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及建立人才中心的途径和意义,提出拙见。一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区域内工业生产、商品交换,     

关于进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英文)

本文利用各种最新的实证数据,考察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作者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将在中国的城市就业中发挥重要功能。文章肯定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积极贡献。不能把非正规就业与地下活动或非法活动等同起来。文章指出,目前对非正规就业的政策牺牲了农民工的利益,必须予以纠正。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次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一次是2002年在北京朝阳区进行的调查,有效问卷307份;另一次是2000年在丰台区进行的调查,有效问卷493份。     

浅谈日本的农法体系及其社会经济意义

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是工业和城市的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却是农业和农村的萎缩。如今 ,农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 2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日本拥有一套庞大的农法体系。日本通过不断健全农法体系 ,保护耕地资源 ,维护农民的利益 ,促进农村发展 ,对提高日本的粮食安全系数、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阶层分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在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应对其利益整合功能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定位 ,并应寻求比较现实的途径以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的最高准则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其根本目标是构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 ;其理念依据是共享改革成果 ,实现社会公正。为此 ,中国共产党要提升市场化的体制结构对实现利益的激励作用 ;要从立法上保证不同阶层的权利和利益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要 ;要建立社会各阶层间的协商和协作机制 ,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 ,发挥它们的协调作用及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要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强化其消解利益矛盾和摩擦的“沉沙地”作用     

公共政策过程与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中关村外商投资协会的案例研究

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 ,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关村科技园区积极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本文认为 ,行业协会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 ,需要有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利益群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存在。否则 ,行业协会难以发挥令企业满意的功能。为此 ,本文提出几项政策建议。     

城市功能"二元结构"下的价格攀升机制及其治理

所谓城市功能,是由城市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城市的机能或能力,是指在现有社会经济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城市在国家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以及由于这种作用的发挥而产生的效能.     

广州建设知识产权枢纽城市的路径研究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是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强大支撑。知识产权枢纽在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文章根据广州知识产权的现状,从制定知识产权强市战略、建立知识产权评议制度、探索建立南沙片区制度、发挥知识产权法院作用、健全高端法律服务制度等方面提出广州建设知识产权枢纽城市的对策。     

城区体制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探索

城区是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改革离不开城区改革。搞好城区体制及革,首先妥认识城区的功能与作用。城区是管理与建设城市,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建设城市两个文明的重要层次。城市管理需要条块结合,发挥两个积极性。城区规划是城区功能的体现,它给城区的合理发展确定方向,是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深入、具体、补充与落实,也是城区地域范围内各产业系统发展规划的空间综合平衡。城区体制改革必须与城市改革相协调,确立合理的市、区分级管理体制。在体制改革中,要增强城市区级政权管理经济的效能,其中包括:建立和完善区级财政,下放市政建设权限,发展商业服务业的权限等,以充分调动城区的积极性。     

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

直隶义和团运动历时长,蔓延地区广,且是整个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文重点探讨了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并分析其在运动后期态度的转变及分化。     

日本特大城市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日本特大城市主要指东京、大阪、名古屋以及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城市圈。这三大城市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日本特大城市的经济特征,是认识日本城市管理及其城市结构体系的重要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后中小企业职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国有企业改制后,维护职工权益的法律从保障社会安定出发,起到了维护职工利益的作用,但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法应有价值和作用,为此要从建立统一规范的合同承接制度;运用社会保障体系均衡社会各方利益和完善司法程序上实现法律对中小企业职工利益保护。     

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

本文考察了如何从国家利益的概念出发,建构外交政策理论的问题。本文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没有必要在概念之中加入其他的干扰因素;存在具体的国家利益,也存在整体国家利益,但整体国家利益的视角更加准确,也适宜于建构外交政策理论;若用国家利益来解释外交政策,必须转化为利益关系的逻辑。本文认为,整体性的国家利益概念应基于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位置,大国所追求的是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某种合理的实力和制度地位,而其他大国与这一整体国家利益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决定着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实力关系和制度关系构成了连接整体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逻辑。同时,整体国家利益决定着具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对具体国家利益的处理也在战略利益关系不明确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