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制度能量: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用益物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探索农地流转新模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注重研究农地所有制又要充分关注农地产权,按照效率原则对农地产权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完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壁垒等途径,促进农地资产合理流动,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略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及启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农地流转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土地确权与分置等阶段。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次变革表明,国家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变革必须充分尊重和平衡农民的意愿,必须尊重"公平"与"均衡"原则,妥善处理和平衡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动态的利益较量与博弈。在中国新时代,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多方位、多层次变革以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如何设计与变革将是焦点和难点,并要切实加强当前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变革政策的解释与宣传。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分析与启示

基于分配冲突视角下的新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结构-行为选择-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得到如下对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方式有益的启示:其一,农地制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其中由农地产权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问题是构建科学合理农地制度的核心;其二,国家须适当参与农业剩余分配,落实农民应有土地财产权益;其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需做次优选择,最大程度地释放提升资源分配效率的制度潜力;其四,控制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引导农民内生的制度变革需求和认知选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

文章指出农地集体所有制必然要求农地的平均分配 ,这不仅使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地块细碎、劳动生产率低下 ,而且由于产权主体与边界不清 ,难以实现农地有效流转并激励农户投入的热情。而农地国有化会进一步疏远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同时 ,运作的交易费用可能过高。因此 ,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应该是自耕农所有制。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文章认为现有的土地制度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农民非农转移与农村发展 ;由行政手段主导的均田制向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转变 ,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权利的自由流动 ,是我国农村市场取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WTO的挑战 ,应建立新型的农地关系 ,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保护农村利益的关系 ,实现农地合理、有序的流转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日本农地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制度和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制度上促进农地流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如何评价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及相应的政策效果,日本学界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在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     

中国农地产权:缺陷、逆向淘汰及改革路径选择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稳定农民的长期预期以及关系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性问题。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突出表现在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处置权残缺、土地收益权受限等方面,制约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阻碍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中国农村的逆向淘汰。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适应广大国民意愿、市场利益、政治环境的要求以及路径选择要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此,当前逐步推进农地产权私有化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的障碍及其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面临三大障碍,即私有化与所有制权能的障碍、土地股份退出障碍和农业大企业优势障碍。相应地,促进PFE发展的三个法律变革方向是:推进私有化,完善土地股份退出方法,否定大农场经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选择是:维护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提高其权能的充分性;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农地控制退出机制;限制农业法人对土地的兼并,维护、推动以家庭为主体的PFE的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农地产权结构模式,中国的PFE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辟新路。     

中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

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不仅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持,还需要必要的历史支持.在中国进行农地制度的创新与相关政策设计,必须充分吸收与借鉴中国历史上农地制度变革与演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中归纳概括出有益的逻辑启示,发掘其内在运行规律.本文叙述了从原始社会至今的中国农地制度嬗变,并从中概括出对我们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几点启示.     

试论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

农地制度的外部环境已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改革和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大去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举措是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而对现行农地制度进行必要修正,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种修正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同时还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我国所有制改革历程的制度经济学探索

文章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 ,从所有制概念入手 ,探索出所有制问题的一般规定性 ,在此基础上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所有制改革历程 ,总结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特点 ,进一步得出关于未来所有制改革的启示。     

论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与农民利益保护

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然后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分析,进而对征用农村土地问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市场及其观念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在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中,市场及市场机制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从农地私有下的保留,到农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体制形成过程中的完全摒弃或者是有限度的恢复,再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下的自主发展和政策倡导,演化了执政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本轨迹。     

1949年以来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析——以1949-2004年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例

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历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演进.文章利用文献资料,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制订的四轮城市总体规划为线索,分析了历次总体规划制订的背景、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总体规划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发展历程,透视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制度变迁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揭示了决策者对城市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演进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在思考今后城市规划的转型时也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构成的隐形基础.本文有助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的本质性特点,并希望对今后中国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转型提供参考.     

转型时期俄罗斯农地流转法律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分析

俄罗斯农地私有化改革确立了农地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但是就农地能否买卖一直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使原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职工所获得的只是写于"纸"上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的不可交易性使俄罗斯农地资源在改革初期并未得到合理的配置.2002年颁布的<饿罗斯农地流转法>为农地交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农地流转数量在<俄罗斯农地流转法>颁布后不断增加.而后,俄罗斯又制定了与农地流转相关的地籍管理的法规,使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降低.上述法规的制定促进了俄罗斯农地流转,为俄罗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     

“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也说张居正改革悲剧

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解读晚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悲剧，通过分析“制度中人”殚思竭虑变革制度与制度循自身发展逻辑抗拒变迁的较量过程，来揭示“制度中人”变革制度时所具有的局限性及政治体制抗拒变迁的构造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