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创新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开始了共产党人用实事求是的眼光观察中国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的过程中分别产生了两次飞跃,其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五个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具体化,是着眼于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新探索,全面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突破了苏联模式并结束了“姓资与姓社”、“计划与市场”的思想纷扰。在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窥探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继续诠释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重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两大命题的提出孕育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及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南方谈话＂的地位与作用窥探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继续诠释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重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两大命题的提出孕育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及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谈话”标志着“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的＂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落后国家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如何跨越＂没有具体阐述。对如何实现第一次跨越,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回答;对如何实现第二次跨越,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出了解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挫折,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认清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绝不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遵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严格条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至此,完整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得以形成。＂南方谈话＂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成熟。     

从“破冰再行”到“乘风破浪”——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奠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篇章.谈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重要理论观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精炼阐释,破除了思想疑惑困局,将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破冰再行的号角,深刻改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势.同时也从长远上为今天乘风破浪,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邓小平南方谈话重要思想的深化与升华的必然要求和最新成果.     

《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方向。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该文结合《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及其本质进行了再认识。     

“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在当下就"南方谈话"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进行全面的梳理,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南方谈话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兼论社会主义对资本的驾驭与导控

1992年前中国经过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的市场配置的矛盾,使中国面临着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解开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死扣,它意味着资本只是我们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奉行的主义。南方谈话以来,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虽然有效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但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即资本要求价值增值和社会主义要求维护大众利益的矛盾,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回应这一问题的需要。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从而实现用社会主义力量将资本纳入到"以人为本"的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地”--重温“南方谈话”的思考

作为历史紧要关头应对巨大挑战的思想结晶———邓小平“南方谈话”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地”：通过就事论理的方式道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并基于这个“基本逻辑”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化趋向与唯物史观的民族化趋向。因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站定这个“出发地”,舍此则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功尽弃。     

在当代语境下试论水彩画的“求真”与“创新”——以湖北水彩为例

水彩画作为一种舶来之物,在中国的发展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它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后期,可谓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然而,我们细观之,会发现水彩画特点也是南北有别,风格各异。如海派水彩水色淋漓、概括洗练;北方水彩层层透叠,精美细致;湖北水彩干湿结合,形式多样;我们或许可以从作品上分辨出作者大致来自哪里,但是,这绝不是标签。手法可以各异,而创作观念却是相通的。求真与创新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读《朱镕基讲话实录》几篇讲话的体会

1992年3月,针对当时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的片面性,朱镕基强调对邓小平"南方谈话"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朱镕基在"要不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三个问题上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都是一致的,而不是同其唱反调。一方面,朱镕基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观点,另一方面,朱镕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主张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等思想,特别强调"发展"的约束条件,主张保持"快速发展"与"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平衡。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抉择——以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例

1920年左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此时湖北也形成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是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军人物,董必武正是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从三民主义信徒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恽代英在救国实践中,也开始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等为核心,湖北地区形成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李汉俊、董必武和恽代英的救国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及最终抉择,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的殊途同归说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既反映了历史的造就,又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探索和抉择。     

诗歌的回归之旅——以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为例

诗歌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可抽象概括为两个维度：一是诗歌逐渐逃离了意识形态、集体写作的藩篱,回归到具有独立精神和承担意识的个体,具体表现为＂个人写作＂;二是诗歌在对日常经验的挖掘中回归到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而叙事性的增强则开拓了诗歌新的话语空间,提高了诗歌的有效性和对现实说话的能力。     

试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立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始终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永远代表并最终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基于产业集聚理论的区域人才集聚问题研究——以湖北为例

在产业集聚区域中,相同产业或关联产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必然引致人才向该区域的流动和集聚现象发生。要率先实现湖北在中部的崛起,必须依托产业集聚理论,做大优势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高新产业,全力支持企业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为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空间,从而促进湖北的人才集聚。     

自然灾害与社会流弊——以1935年湖北汉水水灾为例

以1935年湖北汉水水灾为例，展示了当时普遍出现的迷信观念盛行．灾民盲目流徙、天灾人锅并生、救灾积弊甚多的消极现象，并对自然灾害与社会流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动力构成——以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视点

四位一体的动力系统持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改革开放的实战需求与我国原有意识形态供给所产生的矛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原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引领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力,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催生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