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的诗学体用观与其政学理想

王闿运为"诗坛旧头领",其诗论是一立足于传统"体用"思辨模式的自足体系。其论诗归"源"于"乐",限"体"为"兴",发"用"为"以养性,且达难言之情",不仅还诗于"艺",而又"道艺一贯"。故而,其诗论不仅注重诗之为体的形式审美特征,突破了传统"诗教"观的机械、简单和片面;而且又能会通其圣人之学、治世之道,融治情、修身、为学、应世于一体,进而"以艺进道",归于"乐教"之旨。其诗学是我国古典诗学融诗、学、人、道为一体的一个典范标本。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王闿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闿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闿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闿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咪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以地域论诗,湖湘派在近代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绵延半个多世纪。其倡导的“骚心选理”之诗学宗趣,骚心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与湖湘之地崇尚《楚辞》之传统相契合。而选理则是形式层面的体现,实质就是强调摹学汉魏六朝诗歌的书写特征。但是,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作为文学的诗歌,深受当时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骚心选理”肇始之初,湖湘派内部就存在着与开创人和领袖者王闿运对其不同的理解。以后又多有修正和维新。即使是王闿运本人,其对“骚心选理”的诠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湖湘派在近代诗派中能够续存最久的原因之一。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湖湘诗派的创作倾向

湖湘诗派作为近代诗歌史上尚情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诗歌派别,在创作上表现出了缘情与尚绮的倾向:推崇《楚辞》,以遣悲怀,并用它营造出了诗歌中的文化情境;宗法《文选》,缘情尚绮,欲于近体诗歌之外另辟新体;取道古雅,力求自然,以炼就天然奥美的诗歌品格。湖湘派诗人虽严守古法不变,所追求的则是出于《骚》心《选》旨,而达于典雅自然的诗歌境界,其"缘情"、尚"绮"之风预示着近代诗歌领域主情思想的兴起与对审美精神的追寻。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略论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问题

王闿运的诗文作品虽然模拟之迹明显,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专事模拟的“老古董”。在内容上,王作能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以及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王氏求新求变,形成了以境界高远、风神壮阔、情动于中、含蓄蕴藉、工于炼字、清绮雅洁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造成王闿运诗文被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局限、时代因素和论者偏见兼而有之。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闽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闽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闽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闽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闽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闽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闽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闯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