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

笔者着眼于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的现实操作,重点探讨社会协同实现机制的构建,详细阐述如何构建社会协同的政府主导机制、社会协同的责任分担机制、社会协同的合作动力机制、社会协同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机制、社会协同的集体行动机制、社会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协同的监督评估机制。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公平正义语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凸显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在此公平正义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态地分析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对现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引导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积极作用。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是克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弊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形势的必然选择。跨部门合作治理建立在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共同的价值目标之上,而且离不开一定的行政安排。通过建立一系列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形成新的合作治理结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举措。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

建立完善的教育关爱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一体系的建设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的价值导向,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关爱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下,着眼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现实困境,需要几个方面的协同努力,即坚持政府的全局引领作用、释放学校的教育关爱活力、发挥农村社区的教育服务功能以及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教育氛围。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论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及其体制创新

由"乡政村治"为主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所引起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乡村治理困境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阐释和破解乡村治理的困境,应从理论和实践上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体制创新。当前,对待农村社会中介组织,既不能患"民间组织恐惧症",也不能放任自流、失去对其控制,要进行体制创新,有效整合乡村社会各种利益主体,以协调各方利益为主线,建立多元合作的网络治理结构,改变乡村居民"一盘散沙"的弱势状况,减少治理成本,合理利用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也是主动回应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学术界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与内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我国新型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激活社会各方治理力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制机制,建立制度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创新。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系统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体系构建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社会控制(或叫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的变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凸显,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近些年全国各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从各个不同角度取得了成效,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途径或模式。综观这些年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治理创新内涵,系统性构建比较科学的创新体系,形成有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与实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浅析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所在。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应当从群众路线入手,强化群众参与理念,健全群众参与的体制机制,使群众路线贯穿到社会治理工作的始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功能分析

市民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诞生与成长,而社会治理的理念和精神也要求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主要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确认、社会制约权力理论以及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主要包括系统治理功能、依法治理功能、综合治理功能和源头治理功能。     

社会化: 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改革成效显著。同时,社会领域也持续推进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实践,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并不断发展深化。系统梳理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脉络,分析其内容和特点,提炼出其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压力型体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突破抑或复制？——基于W市政社互动改革的实证分析

压力型体制是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既为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动力也形成了限制。笔者以W市“政社互动”改革为例,结合我国压力型体制环境来分析W市改革所面临的体制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压力型体制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逻辑。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究--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多元化社会不断发展,在各种社会矛盾激增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变原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步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