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与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和思考

［摘要］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着消逝的厄运。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古村落保护”的概念,到古村落价值认定标准的探索,再到中央四部委传统村落全国性普查的开展,历经20多年,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已进入重要历史阶段,并引发社会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新一轮思考。本文着重古村落”保护的实践历程进行梳理,对传统村落价值认定标准的科学性进行理论分析,探讨新阶段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方法和策略。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研究

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以村落文化资本化为视阈,探讨湖北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建设。认为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实现区类文化资源的“全面掌控,集中开发,重点扶持,组合特色,整体和谐”。     

“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

“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它始于清前期,终于建国前,历时长、规模大。这一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自然、历史原因,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它对于移民原住地和移入地的社会变迁都发挥着作用,尤其对内蒙古村落的选址、形制规模、民俗文化构建都影响深远。这种村落文化是汉、蒙两个民族的民俗渐趋融合的产物,是既有别于内地农耕文化又有别于内蒙古游牧文化的新型区域文化。     

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审定文化行为解读

村落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根性”载体之一,其价值和意义不仅关乎人民生产生活与各类文化遗产,更关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关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身份与认同.传统村落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非正常”消亡与瓦解不利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文章通过中国传统村落普查与审定的背景综述,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解读传统村落普查与审定这一当前文化行为.     

古村落的价值认定与可持续发展——从新农村建设谈起

古村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村落与遗址的双重身份使其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是聚落,也是文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古村落无疑也要与时俱进。与一般的村落建设不同,古村落的根本价值在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于是,如何确定好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总结村落中在建构和谐的天人关系,融洽的人伦亲情,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古村落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古村落的价值所在。于是,古村落成为新农村,需要内外兼修,而不能只重外表;需要典主雅辅,而不能哗众取宠;需要立足长远,而不能急功近利。这种立足长远的发展观,可以使古村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以独有的魅力来赢人,建构自身的文化资本,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     

新农村建设语境中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陕西为例

古村落是我国漫长农耕文明的结晶,隐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属于一种使用中的文物。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古村落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是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修旧如旧”和“有机更新”是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两大原则。前者可以确保古村落的文物性质,后者有助于古村落找到发展的动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古村落才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走出与其他村落不同的路径：生产发展上,定位要“旧”,思路要“新”;生活宽裕上,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风文明上,要重视宗族关系和务实精神的培养;村容整洁上,要重视保护其历史属性;管理民主上,要体现更多的人情化味道,侧重人性化管理。     

豫西南山地丘陵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研究——以吴垭石头村为例

吴垭石头村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建筑的乡土性、中原农耕文化传承的典型性、村落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性和传统村落文化要素的完整性等特点,因而使吴垭石头村成为认识和理解豫西南传统村落文化的标本。旅游开发是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开发中要遵循保护古村落建筑原生底本、景观完整性和利益分配公平原则,并采用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户的开发模式。     

浙江古村落入口空间“安全感”的营造手法研究

古村落入口空间是村落景观的重要节点,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审美意识。在古代天灾人祸、多乱不安的整体环境中,"安全感"作为居民对入口空间的一种感知,既是需求也是要求。以浙江传统村落入口空间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了20余座古村落的基础上,梳理各类文献资料,发现入口空间的"安全感"不仅仅通过景观营造手法来构建,同时也受到生态观、民俗文化的影响,从生态、景观及文化3个方面讨论村落入口空间"安全感"的营造手法,总结不同营造手法在入口空间的不同体现。通过挖掘浙江传统村落的人文、艺术魅力,为现代居住区入口空间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进而推动浙江传统人居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恩施古村落民居建筑的发掘与保护——以湖北恩施市小溪胡家大院为个案

座落在恩施市盛家坝乡小溪胡家大院,距离恩施州城45公里,是典型的具有侗乡风格的古民居建筑群落,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巴蜀盐道古村落、胡氏移民村落,具有很高的民族建筑艺术研究价值、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关中富平县美原村传统村落的建筑艺术

关中地区是我国传统文化起源地之一。地处关中核心地带的富平县,底蕴丰厚,历史文化遗存、传统村落遍布县境。美原镇美原村作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代表性村庄,2017年入选陕西省第二批传统村落。美原是古频阳县城的旧址,其历史文化根源可以上溯到2400多年前。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王翦,因为战功受封于此地,由于有“美田千顷之封地”的美誉,遂成名为“美原”,村里至今留有大秦将军菜园子。相传,美原有“东门浮雕、商代古柏、六座牌坊、十门九萨、东官铜佛、百燕朝塔、西门石狮、真人仙观”八大奇景。美原村是美原镇区所在地,斑驳的民居、蜿蜒的巷道,伴着寺庙的残壁、老宅的深院和古树的枝叶,无一不诉说着历史积淀在这千年古村落的儒雅、质朴、恬静和深邃之美。     

古村落和谐人居环境特色分析——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古村落是自然与人工综合创作的艺术品,其人居环境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通过分析张谷英村在村落选址环境、空间布局环境、艺术人文环境及传统社会环境等人居环境的特色,揭示出古村落的人居环境营造与我国传统文化观的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与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及发展类型——基于云南考察

乡村是承载我国农民生活意义的场域,是连接集体记忆和面向未来共同价值再生产的桥梁。我国农村的区位、文化、生态、民族等构成乡村振兴内涵式差异化发展的要素和资源优势。就特色村落的价值定位而言,要充分彰显村落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文化性四重价值,以不可替代性资源为特色村落振兴的底色,凝练村落文化品质和提升村落竞争力。在村落价值定位基础上,云南应以特色保护型村落、旅游养生型村落、国门形象型村落、红色教育型村落和郊区功能型村落为振兴实践类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道路。     

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对古村落空间格局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东龙古村落为例

从界定风水学中重要流派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入手,以江西省东龙古村落作为实证研究,分析其对村落选址和格局的影响,并以东龙古村的案例反推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关于村落格局内容的现代解释,试图揭开风水环境学派理论的神秘外衣。文章认为,风水环境学派理论对村落格局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儒、佛、客家文化的影响下,为形成良好的居住生态环境,创造独特的村落意象、景观,维护村落安全,促进农业生产所形成的村落规划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村落旅游宣传、规划的实践意义。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各民族以特色文化作为区域经济独特资源的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丽江也如此,并以其丰富民族风情、特殊的地区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淀蕴涵了丰厚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且以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民族文化产业建设中牢固树立“文化就是财富”的全新理念,把民族文化由非物质文化转变为物质财富,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民族地区公益事业发展之路的探索——从滇港两地公益组织的合作发展说起

民族地区在发展公益事业上有经济落后、公益供给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弱、公益理念缺乏、公益事业运作和管理不成熟等劣势,同时又具备了公益活动领域广泛、公益需求旺盛、民族文化独特、旅游资源丰富等优势.“引入外援、提升自我”是民族地区现实公益事业的发展道路.其中,结合本地实际对外来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是提升自我的关键.民族地区应重视与发达地区、优秀公益组织进行合作,积极引入外部资源、借鉴外来经验和模式,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造和创新.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特色和资源优势,努力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与公益结合起来,使公益活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走好“引入外援,提升自我”的借力发展之路.     

传统村落立法保护的现实观照与完善理路——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根基和民族传统积淀的体现。通过立法保护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与弘扬、资源开发与利用、乡村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地方立法先试先行,为保护本行政区的乡村文化遗产提供法律保障。但相较其他国家先进文化遗产立法,我国还存在立法依据缺少适应性、地方立法内容同质化突出、缺少国家层面专门立法等问题。因此,可以借鉴日本传统村落相关立法的专门性、综合性和体系性实践经验,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出台专门性传统村落保护法律,促进传统村落相关立法的衔接与协调,建立促进传统村落立法实施的配套措施,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一个单姓家庭村落的同构型空间文化解读——湖北大冶水南湾村建筑构型和装饰艺术探论

鄂东南大冶水南湾村是历经明清数百年保存下来的典型的单姓家族古村落,该村较完整地保留了村落构型和建筑装饰,于2006年初被当地民俗文化工作者发现并予以高度重视。在现代化迅速吞噬传统村落的过程中,古村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耐人咀嚼的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套餐,本文试运用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探讨这一传统单姓家族村落的建筑构型与装饰艺术中的同构型文化特征和美学意蕴。     

文化产业视阈下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

我国已经进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区域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仍以民族旅游为主。立足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湘西捞车古村寨是典型的土家族村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尚未转化为文化资本,未能有力推进区域社会发展。在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之下,整合捞车古村寨及周边古镇的文化资源,促进民族文化资源集群发展,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人文关怀,进而培育与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这既有利于土家族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又是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途径的探索,也是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新方式的尝试。     

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利用研究——以云南省滇中地区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遍布着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民族文化所形成的传统村落,承载着大量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村落面临快速消失的严峻局面。文章以云南省滇中地区的1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对村落现状问题进行总结和原因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问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措施、非物质文化传承、法规建立和村落产业发展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面临快速消失困境下的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利用对策及其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