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虞犯行为之早期干预

虽然对未成年人虞犯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未成年人虞犯行为应当进行干预则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从域外发展来看,虞犯行为的司法干预经历了全面干预、限制干预和废除干预的发展阶段。虽然域外少年司法界存在诸多纠结,但从我国情况来看,建立虞犯行为的早期干预机制仍有其必要性。以监护监督、亲职教育、宵禁、交友限制、传媒管理等非正式干预为重点,以警察部门、福利部门等行政干预为纽带,以司法干预为保障的"漏斗式"虞犯早期干预模式,应当成为我国虞犯行为早期干预制度建立的方向。     

中外少年司法矫正制度比较

对犯罪少年进行司法矫正,关系到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中外少年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犯罪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案件调查、审理、处置、宣传、司法矫治措施、中外保护少年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探讨出中外保护少年的优势和劣势,可以为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少年司法矫正制度提供借鉴.     

论刑事诉讼谦抑理论的适用——以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为视角

本文以少年犯罪的审前程序为视角,首先论证了审前程序应该具有其独立的法律价值追求,然后论证刑事诉讼谦抑理念的引入有助于帮助解决我国当前少年犯罪审前程序的各种欠缺,最后论证了在谦抑的视野下,对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之构建有借鉴意义的制度包括恢复性司法、少年保释、暂缓起诉等程序,以此作为我国少年犯罪审前程序改革正当化的初步探究。     

"优先保护"理念下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在特殊保护理念下,各国司法在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福利模式、刑事模式、社区参与模式和恢复性模式。我国现行参照成人报应性司法的少年犯罪处理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少年犯罪,因此,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少年刑事司法已经势在必行。鉴于福利模式容易导致过度保护和"实质不公";刑事模式存在保护手段与保护目标的矛盾;社区参与模式在我国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单纯的恢复性模式又难以适用所有的少年犯罪,因此,有必要建立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体现优先保护理念,又兼有多种模式特点的我国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世界百年少年司法演变之启示

少年司法的建立无疑强化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特别是罪错少年的特殊保护,但在世界少年司法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少年司法干预的目的、途径、范围、程序和措施等,不仅因一个国家少年司法所处的发展阶段、少年犯罪情势、文化传统等不同而呈现出不同,而且有着自己的演进路径。为此,研究世界一百多年少年司法演变规律,无疑会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以极大的启示。1     

少年帮派的特征、催生因素与防治刍议

近年来少年帮派已然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与偏差的重灾区,并呈不断加剧态势。因少年"未成年"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少年帮派表现出与成人帮派不同的特征和犯罪副文化。其产生、发展有其深刻的心理、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因而对其防治也须从帮派少年教育辅导、校园危机处理以及包括司法强力介入在内的社会综合治理上等几个方面着手。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司法社工在少年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以意大利经验为例

司法社工在少年司法领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工作不仅是社会力量参与的表现,同时也是国家与政府在司法领域对少年进行保护的重要举措。少年司法社会工作者代表社会力量,他们将职业化关怀渗透到少年司法程序中。与刑事司法相比,是柔性的社会力量的体现。社会工作者可以整合资源,激励、指导志愿者,承认并挖掘罪错少年自身潜力,寻求各种资源,帮助他们摆脱不良境遇。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少年司法领域对社会工作的需要,介绍了意大利少年司法程序中社工发挥的作用,意大利少年司法社工的管理体系、相关立法,最后以意大利为借鉴,提出我国少年司法社工发展的主要问题。     

转向处理制度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

转向处理是西方国家少年司法制度中对犯罪少年进行处置的一项制度,其遵循的原则是不把少年放在司法系统处置的原则。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引进转向处理制度。     

中外少年司法制度比较研究

面对世界范围内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形势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并努力研究、制定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的法律制度。通过对美、英、德、日、中等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比较研究 ,以期望能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少年罪错记录及其消灭

少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因一时的罪错而给他们贴上＂坏孩子＂和标签,容易使其终身背上包袱而走上破罐子破摔的道路。《刑法修正案（八）》确立的犯罪少年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保护的历史性进步。但鉴于少年犯罪与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处于狂飙期的少年的身心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性,加上少年罪错记录也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因此有必要趋利避害,建立我国少年罪错记录多元消灭途径。     

栏首语

正伴随社会转型的加剧,当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亦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与趋势。中国的内地、香港与台湾,在应对高居不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与挑战,因而于区际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与可借鉴性。是次,香港城市大学黄成荣教授及其合作者以实证为切入点,台湾中正大学郑瑞隆教授以历史回顾语境,广西大学张鸿巍教授及其合作者以恢复性司法视角,分别就青少年越轨、少年司法理念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述,不乏真知灼见。     

女性“以暴抗暴”犯罪轻刑化之探究?

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女性"以暴抗暴"犯罪,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量刑畸重等问题。应针对此类犯罪的特殊性,量刑上予以轻刑化。在立法上将此类犯罪与普通暴力型犯罪区别对待。完善正当防卫制度和缓刑的适用条件。引入专家证词,以便客观的量刑;在司法上,出台相关的判例指导,规范量刑;妇联及社区基层组织的参与应常态化,配套的法律援助应制度化。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受虐女性的权益,实现法律的公正。     

试论我国少年警察制度的建立

少年警察对于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作用重大。我国的少年警察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为完善我国的少年保护机构和少年司法机构体系,更好地实现预防、惩治少年违法犯罪和保护少年的目的,我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少年警察制度。我国少年警察制度的建立包括机构设置、职责确定和人员配备三个方面,其中,职责确定是核心部分。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问题及其机制调适——基于有组织犯罪企业化发展趋势的思考

企业化是全球有组织犯罪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我国有组织犯罪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企业化程度和表现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之势。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发展导致在有组织犯罪与公司企业犯罪的界分、犯罪组织中参加者和企业员工的区分、涉案财产的处置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存在疑难问题,从而使相关刑事司法陷入困境。针对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趋势带来的刑事司法问题,应当深刻把握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规律,贯彻科学司法;规范反有组织犯罪的司法活动,坚持依法司法;科学预测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我国犯罪论体系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一种以司法效能为切入点的审视

犯罪论体系是集多种司法效能于一身的有机统一体,它既是案件事实评判标准又是案件事实证成标准,既是"标本形态"犯罪的衡量根据又是"非标本形态"犯罪的衡量根据。我国"三大块"式的犯罪论体系在功能上呈现为大类定位司法功能之犯罪概念、小类定位司法功能之"四要件"犯罪构成、微型定位司法功能之"与犯罪相关的特殊形态"的实现路径。具体应用上始终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即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表征为对体系要件的初步应用,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的对接过程系体系要件置于各个诉讼阶段的再应用。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当前已经走到一个关键性阶段,应当对改革中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以理清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首先,关于中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往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经走到了极限,未来应转向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道路。其次,关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社会保护的重要性。如果过分关注对少年的保护而忽视对社会的保护,在少年犯罪率高涨时,很可能导致严罚主义的刑事政策转向和制度建构,未来应当均衡考虑少年保护和社会保护的需要。最后,关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刑罚个别化与刑罚规范化的协调。少年司法制度本身要求的刑罚的个别化,与当前司法改革所要求的量刑规范化之间存在冲突,应当根据少年犯罪的不同情形,有效缓解该冲突,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和刑罚的合目的性的统一。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在少年司法中的构建

文章分析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困境,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突破口,探索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之路,并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适用保障、程序要求、缺陷救济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陕西省环境污染因素犯罪司法现状透析及改良

陕西省环境污染因素犯罪司法存在刑事案件数量稀少,司法难以回应客观现实;案件分布类型分散,环境污染成多种犯罪的诱因;农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主要犯罪主体,单位犯罪缺失;刑罚适用轻缓,实际服刑率低下等问题。具体症结外因源于行政法之牵制,包括行政环境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影响;内因在于司法理念对于环境污染因素的忽视。因而司法现状之改良途径应一方面通过充实行政环境立法,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以妥当处置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强化环境优先的司法理念。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点及启示

台湾地区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于1997年公布,是一部实体、程序、组织相综合的法律。该法对少年违法犯罪事件设立了独立的程序,立法理念也着眼于"少年成长的非连续性",三种回流机制的设计使少年有多种机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的目的。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未来的立法中,我国大陆地区应订立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同时,在观念上,要放弃对少年单方面的"爱",真正尊重少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