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网络与跨界发展——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推动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从系统论和过程观的视角,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福建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展动力,可以发现,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移民经验与他们的成长创业密切相关。福建华人企业家凭借在族群网络与社团组织中建立的领导地位,进行跨界创业,参与当代香港的政治经济转型。通过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福建华人企业家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国际城市之时,福建华人企业家带有族群色彩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华人企业家与东南亚华人族群资本的天然联系以及同中国政府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们在香港商界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地缘认同、华商群体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基于营商环境视角的企业家创业行为研究

本研究指向企业家创业与特定地区营商环境间的共生关系,选取世界银行业已公布的我国30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结合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数据,检验营商环境与创业活力间关联,希望构建一条全新的分析思路,基于中国地区层面实证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探索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创业现状、障碍及由此引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之源起,最终建言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强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认为,具备更好的“信贷支持”、更有力的“合同及财产保护法”及更少的“程序规制”的地区,将促生更多的创业、创新行动。由此寄期政府致力于从营商环境指标来改善政策、便化制度,为企业家创业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协助企业家发掘新的商业意念,提升地区创业活力,最终促进地区经济的提升与发展。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族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

早期香港的华人社会并存着四个华人族群的三种相互激烈竞争的族群语言,即粤方言、客家话和福佬话.由族群语言活力理论来观察,在社会地位、人口、制度支持与控制等三组因素的各个项目的具体分值评定上,本地族群及其语言都得到了最高的分值,这解释了为什么粤方言能够战胜其他族群语言而最终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及其政治意蕴

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基本属于"实用主义回应"。从治理转型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的政治价值在于其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训",但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能否良性、渐进、彻底地持续进行下去,取决于宏观制度供给的改变。视宏观制度供给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既有可能滑向机会主义和鸵鸟主义,在制度性漠视和个案选择性回应之间徘徊,也有可能从维稳驱动型回应转为权利驱动型回应,从实用主义的个案回应转到系统的制度性回应。     

政府回应中的紧张性及其解析——以网络公共事件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普及,频发的网络公共事件已经成为促动政府回应的重要引擎。笔者主要从政府及其官员的立场出发,探讨了政府回应网络公共事件过程所面临的问题。政府回应主要包括话语性回应、行动性回应和制度性回应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网络公共事件所形成的舆情环境中,政府回应将遭遇到价值、技术、制度和能力等方面的紧张状态。政府回应说到底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主要涉及信息不对称、权力与控制、利益的错位和双边信任等方面的问题。     

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基于“合作组织+产业集群”创业模式探讨

随着市场化机制和全球化机制的逐步完善,农民创业面临越来越强的资本、制度和机会方面的约束,需要建构一条新型的农民创业路径来缓解。"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创业模式,扩大了农民创业的协作范围,提高了集群和组织内部的分工程度,具备更大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具体地说,建构"合作组织+产业集群"的新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主要是通过合作组织内部协作和合作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创业来提高农民创业规模和水平;创业农民在集体创业基础上建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集体创业协作来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创业精神组织之间的协作创业形成产业集群网络,通过产业集群组织来获得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集体创业和协作创业获得更大的创业租金。集体协作视角下农民创业组织化路径的建构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努力:建立具有创业理念的合作组织,提高组织创新绩效;建立基于产业集群组织的内部协作精神和信任关系;系统优化农民创业的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完善农民协作创业的网络环境,从而推动区域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试论红三角经济圈中地方政府间关系

“红三角”经济圈是以韶关、赣州、郴州三地为主体的契约型经济组织。从分析红三角经济圈中重塑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必要性人手，在探讨了现阶段三地政府间关系往态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新型竞争与合作一体化的政府间关系。并指出构建这一新型关系的路径，即：制定统一协调的区域合作规则、建立跨行政区的制度性协调机构、构建通畅对称的信息交互机制和供给有效的利益补偿制度。     

传统农区工业化视角中的企业家研究综述

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属于次生中的次生,不能单纯地用次生工业化来描述,也不能照搬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理论.传统农区面临较强的制度性约束,企业家的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土壤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传统农区工业化必须重视企业家的作用,把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重新纳入经济分析中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能够鼓励生产性企业家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农区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共享创新、社会认知与新创组织的协同信任机制研究

聚焦众创热潮和新创组织创业成功率偏低的现实问题,关注共享模式下创新与组织协同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梳理共享创新解析维度,构建共享创新影响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理论模型,引入社会认知作为中介变量,社会网络强度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的影响机制。对300个新创企业组织开展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证明：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认知在共享创新对新创组织协同信任影响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网络强度在共享创新通过社会认知影响协同信任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共享经济驱动产业升级政策,加强对共享创新的引导,促进创业社会网络和共享平台的稳步建立和生态化发展,提升新创组织的协同管理和知识共享能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业绩效,实现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社会资本困境与培育研究

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和与老年人需求充分契合等特质,其要求社会组织是生产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活力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社会资本形塑社会组织。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对社会资本的关注需要超越社会组织自身,考察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网络、规范以及信任。在案例考察中发现,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领域社会资本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基础与样态,但仍有诸多不足:关系网络密度低且形态不成熟,显性规范不足且隐性规范羁绊,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亟待提升。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以激活社会资本,以外在制度优化多元主体间关系,并构建积极正向的内在制度。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生态系统视域下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推进策略

伴随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本土少数民族和跨境族群集聚于中国城市生活,形成兼具商业功能和居住功能的多族群互嵌式社区。单一族群居住型社区向多族群混居型社区的转变不仅使城市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和精细化特征,也为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存在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多样、族际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不同、本地族群接纳程度有限、多元化社工人才不足等现实境况。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将典型的广州越秀区非裔黑人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族群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以此为基础探讨二者叠加效应下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拓展诉求。通过创新社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搭建民族文化社区交流平台、增强不同族群间的信任网络和注重培养多元化社工人才等途径,提升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促进各族群成员的和谐共生。     

制度性承诺探微

制度性承诺是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结构、社会运作方式、制度体制、法律规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客观正式承诺。制度性承诺给社会成员提供行为的明确可预期性,并从总体上规定社会基本秩序状态。制度性承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社会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与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对非当面-当场承诺的信任,这种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实质上是对抽象体系所代表的现代性制度及其承诺的信任。制度性承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它不否定个体性承诺,相反需要个体间承诺及其信任的补充。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与个体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制度性承诺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作出承诺主体的非个体性,而在于作出承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在于这种承诺本身摆脱了个体的随意性与偶然性,具有内在的尊严与权威,从而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可预期的凭借。这既是制度性承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现代性社会的内在规定性。     

基于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研究

在现代网络信息环境下,地方政府不能像以往那样全方位控制信息源和传播渠道,负面信息大量传播,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被信任是有效行政的基础。地方政府信任的建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提高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应对能力,反省施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低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要加强公职人员的修养和行为规范;要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尤其要变被动应急为主动传播,使信息公开透明。另外,也需要加强对公民理性精神的教育,适度策划地方政府整体形象。     

地方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分析

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然而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当地选民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制度供给并不一定有效,无效的制度供给甚至会提高市场壁垒和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人们行为的短期化,增加交易成本。因而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使市场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改善。只有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路径,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充分、合理、有效,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公平。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刚果(金)族群冲突与族群政治的由来、特点和影响

刚果(金)的族群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刚果(金)境内存在数个政治实体与族群,因为地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之间联系薄弱。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强行将各个族群整合到一起,造成诸多问题。刚果(金)独立后,族群矛盾集中爆发,呈现出国内族群冲突剧烈、跨界族群矛盾复杂、资源争夺恶化族群关系的特点。族群问题衍生出族群政治,在刚果(金)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族群政治导致国家政治的结构性扭曲、制度性失效和主体性错位,对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治理刚果(金)的族群问题,不能重复西方多党政治的老路,而应从刚果(金)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提升政府能力的基础上,借鉴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才能从源头上化解刚果(金)突出的族群问题。     

物流企业的社会网络特征与企业间信任的构建

第三方物流企业较之其他企业显示出较强的网络特征,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信任构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物流企业信任的形成与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企业组织社会网络的连接对组织信任的构建产生着重要影响。信任加速了企业获取资源的速度和质量,资源获取是企业网际互动的目的和信任的结果。     

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研究——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合理性反思

为了帮助马来人追上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华人,马来西亚建国之初推出了肯定性行动。随着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结构与全国族群结构相一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这有助于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了马来人过于依赖政府,没有完全建立起与他族公平竞争的自信心,不利于族群间的和谐相处及马来西亚的长远发展。马来人和华人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后,马来西亚有必要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平等"的观念逐步转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平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