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对扩大农村消费的动态效应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到底会产生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再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本文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就1992-2006年我国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1992-1994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1995-2006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且这种挤入效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来看我国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有效且必要的。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     

收入、房地产、医疗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城镇收入等级分组数据

对于中等收入以下城镇家庭,仅仅医保支出和收入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对于较高收入以上城镇家庭,收入和房地产财富效应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支出、医疗价格和医保支出对消费存在挤出效应;房改政策实施后住宅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房改前,最高收入户的挤出效应最大。     

财税政策对新疆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了1998-2011年间新疆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结果发现,从总体上分析,大多数年份财政支出对新疆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税收政策挤入效应较弱.从结构上分析,在大部分年份中,农业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科教类支出和医疗卫生类支出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社会保障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挤入效应;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微弱的挤入效应.     

我国政府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采购总支出与分项支出对我国经济总体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省份私人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政府采购总支出、商品类与工程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服务类采购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采购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和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显著,在经济中等地区却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内需不足、投资锐减时应适当考虑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增加政府采购支出;优化政府采购支出结构,适当压缩服务类政府采购支出规模;应尽快完善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差异调控政策体系,为政府采购支出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平台。     

政府债务膨胀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辨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政府债务扩张是否挤出私人投资的问题进行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财政政策工具细化为六项：政府消费支出、政府生产性投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收的三种扭曲性比例税。研究发现：对政府债务膨胀是否挤出私人投资的问题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应该深入探究债务扩张的根源。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所以正确认识政府债务扩张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将会对进行中的财政体制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3年的财政支出数据和居民消费水平数据,使用状态空间模型,结合卡尔曼滤波迭代算法,分析了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动态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对总体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引致效应;效果先增大后减弱,在1998年左右达到峰值;政府消费性支出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在大多数年份大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对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强于非粮食主产区。据此提出适当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培育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进入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山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等建议。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关系研究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既有可能表现"挤入效应",也有可能表现出"挤出效应",根据经验模型和我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从全球的公共投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公共投资规模较大,可能对私人投资呈挤出效应这一结论.但从近期数据分析,我国公共投资率目前可能正处于下降阶段,这与其他国家公共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相符.     

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以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推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对重庆城镇家庭和有且仅有一套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明显。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的收入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和负向财富效应是其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渠道,通过降低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及减少住房资产价值,进而挤出其家庭消费支出。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房产税的推广和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于北京市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研究

利用北京市城乡居民1985年～2005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以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挤入效应在长期内明显强于短期;决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的敏感性比城镇居民低,其消费更加依赖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我国财政挤出效应的定量研究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与挤出效应的强弱密切相关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 ,是否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引起国内外研究者高度关注 ,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 ,尚缺乏定量研究。依据我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和数据 ,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具体测算出中国的IS—LM曲线以及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大小。     

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1978-2011年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民生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解释,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表现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东部。     

超时工作会挤出居民家庭消费吗？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收入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忽视了时间的稀缺性也会影响消费。本文考虑消费的耗时性,将时间约束引入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由理论推导提出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工作时间对居民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结果发现,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工作时间较少时,工作时间增加能够通过收入效应机制增加消费,而当工作时间较长时,超时工作挤占消费时间从而显著挤出家庭消费;相比于低收入、非富裕家庭,超时工作对高收入、富裕家庭的消费挤出作用更明显;超时工作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对家庭在交通和文娱两类时间密集型消费上有显著的挤出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表明,超时工作显著挤出了抚养比低的家庭、城镇家庭、青年家庭和老年家庭的消费支出。本研究对激活家庭消费、推动家庭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内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房价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城镇家庭跟踪调查的研究

居民消费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价上涨会影响城镇家庭的资产总额和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本文分析发现:城镇家庭的房产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都具有财富效应,而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仅体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样本家庭房产对于城镇家庭耐用品消费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对于城镇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效应高于金融资产;房产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加主要影响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房价上涨对于打算购房的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预算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分析

在经济运行中存在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与财政赤字相联系,即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关。当财政赤字适度,财政赤字兑现科学时,挤出效应最小;如果财政赤字超过正常值,财政赤字兑现不科学时,挤出效应将达到最大,直接影响私人投资,或私人投资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抵销,使财政政策的筹资和稳定化作用受到抑制。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基于动态面板的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分析

以线性有效消费函数为基础,构造一个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理论模型,并利用1998-2005年的地方相关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对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社会文教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民生支出路径

在探讨人口老龄化、民生支出、经济增长三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6年各省年度数据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和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以民生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但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政府应适当调整民生支出规模,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缓解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云南省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Panel Data模型

采用包含信息充分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建立变系数和变截距模型对1993~2004年的云南省城乡消费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样本期间云南省城乡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差距小于收入差距。认为分析城乡差距时,如果直接采用收入比较就会夸大差距的水平而导致负面影响加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应该考虑农村居民收入中的非货币化部分。采用城乡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来测量这两个群体的差距,这样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云南省城乡消费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为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平均消费水平差异以及衣着、居住、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城镇和农村居民新增消费支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食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化趋势。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民增收太慢造成的,对此提出具体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