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层在国家治理链中的地位日益显著。社区中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只有在社区和谐的基础上社会才会和谐。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存在着多样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转型,构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迫在眉睫。完善社区治理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论城中村社区治理

城中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首先提出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等理论,然后分析现阶段城中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城中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及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清晰,社区正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在实现社区自治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多元主体的兴起及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形成,出现了多种社区治理模式。不同模式的差异背后反映出的是主导力量的不同。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应当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基本路径选择。     

“1+2+N”模式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提升社区服务居民水平作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入手,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建立“1+2+N”治理模式,全力推进落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切实增强。     

解析“中心制-耦合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南京市秦淮区围绕管理服务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提能增效、居民满意,突出扁平化、网格化、自治化、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等社区管理服务核心要素,积极推动街道社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中心制一耦合型”社区治理“秦淮模式”。     

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社区治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区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原则对于“社区再造”同样适用,而且它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改造战略与工具.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与实践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路径是将客观世界中的社区治理事务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转化为计算机化的流程。社区治理与社区信息化是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创新的"双核"理论基础,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策略:明晰村镇社区时空特性进行战略规划,以满足村镇社区信息主体需求为主旨进行系统构建,将村镇社区业务流程优化贯彻于系统构建全过程,从细节入手将"人本善治"目标层层落实。"村镇宜居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撑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是以上创新策略的成功实践。     

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村级权力监督平台为评价对象,从村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运用感知4个维度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实证研究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民对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满意度比较高,影响因素有村民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时间、上网熟练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主业、自治意识、村集体收入水平、干群关系等,以及村民在信息化全面性、精准性、有效性、便捷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运用感知。对此,应该聚焦村民满意度,满足村民差异化需求,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网络平台设计、改善乡村信息设施、健全监督考评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路径,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

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关系型治理的特点,研究构建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意义重大。运用文献查询法归纳出关系型治理的时代内涵及其文化特征,提炼出东方文化下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特点,通过深度访谈、专家咨询和归纳法等方法,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的共生模式、机制和相关对策,化解城市社区管理矛盾和冲突,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为提升城市社区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业主维权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

业主维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则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及业主协调解决纠纷的模式与业主委员会自管的模式。前者多出现于业主力量弱、文化素质相对低的社区,后者多出现于业主维权意识强、组织能力强且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社区。在现阶段,两种治理模式仍然依赖于领导精英,不具有普遍性。随着业主组织能力的增强、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职能定位的逐渐明确,城市社区治理的规则和格局将会更加清晰。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