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评价——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

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从康德的原著中直接把握到的基本线索;从试图应对现代性问题出发,借助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的阐明,康德建构了一套关涉"目的论"和"自由"的道德学说;这一学说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也有其基本的理论限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则为我们认清这一限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建构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阿多诺论述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阿多诺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主要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中间隐含时代之思。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思考受尼采和韦伯的影响比较大,尼采对康德进行了激烈批判,阿多诺对康德的思考努力纠正尼采的极端．阿多诺与韦伯的对话建立在与尼采更深的对话的基础上。阿多诺看到了尼采和康德的本质的相似性．康德的绝对律令这样的主体的内在性在当下的不现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也一样软弱无力。     

义务论与德性论的视界交融——一种康德式的德性论

虽然在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将其伦理学称为德性学说(Tugendlehre),但作为一种典范性的义务学说,康德伦理学一直是当代德性论学者批判的靶的。本文认为这一批判主要基于德性与义务之间的人为对立,并进一步显明康德的德性学说纳入了德性论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勉强嫁接于义务学说的德性理论。本文也指出康德的德性论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德性论及其当代变式的德性论样态,并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文章并不只是对康德德性论的纯然辩护,而是希望通过展示一种与现代精神风尚更具契合性的康德式的德性论来显明义务论与德性论之间视界交融的可能性。     

“两难道德困境”解读——从康德义务论的视角

两难道德困境作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难题,讲述的是行为主体在选择是否对行为对象实施某一行为前所处的道德困境。不少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基本上都用功利主义的办法来解答此问题,把行为的原因归于外在利益和社会习俗,而康德的义务论却从内在的动机、行为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是否行为,认为义务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从此角度来解读"两难道德困境"将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康德道德哲学详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即通俗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和评价,认为东西方在道德领域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道德观念。     

从总体义务到开放道德——论柏格森的道德哲学

柏格森在其晚年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道德哲学.在柏格森看来,以往的各种道德哲学流派,都试图从某种原则出发推导出各种道德规范.然而柏格森认为道德是社会现象,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每个社会群体都会自发地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总和被称作总体义务.柏格森将这种自发形成的社会视为一种封闭社会,将其形成的道德视为一种封闭道德.柏格森认为,还存在一种超越自然形成的家庭、社会、国家的泛及全人类的道德,这种道德只能通过某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和行动创造出来,从而形成开放道德和开放社会.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出自人类的两种不同的情感,二者最终都可以回溯到作为一切道德之源和万物之源的生命冲力.     

康德美学德性形态及其启示

康德美学,它展现的形态,要而言之有二,一是知性形态,二是德性形态。康德思想的价值归依．是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美学的德性形态,在价值和地位上,已明显压倒知性的形态。回到中国文化,康德的德性彰显,方能找到知音。依此,中国的美学,它舒展的形态,也必是德性的。开掘出潜藏的学科形态,是康德美学的中国接受取得的重大收获,也是对康德的接受变得自觉的重要标志。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道德模范评选的德性之思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向道德模范学习的热潮,这充分反映出道德模范身上高尚品质的价值魅力。因此,本文立足于道德模范这一德性载体,通过分析德性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潜在力量及其所具有的双重价值,来揭示德性作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探讨现代社会对人们提出的德性要求。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互惠论题

康德试图提供的道德的先验演绎,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主题。这暗示康德关于道德辩护思想的一个重大反转,有必要对康德的论证进行重构。尽管对互惠论题的重构不等于对康德“先验演绎”的完备辩护,它却是康德进行道德辩护所必需的第一步。没有先验自由的预设,也就只是假设实践自由,基于自我利益、幸福或一些一般认为基本的而非道德目的或诱导理由的准则,通过诉诸于“人性”或一些给定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来证明。而先验自由的预设不仅堵塞了特定类型的证明,它还把这一要求扩展到第一原则或根本准则。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义务"与"生活"的分歧及和解——评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康德所主张的义务优先、道德至上的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背离。道德的生活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生活，在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完全遵从先验道德法则的圣人，只存在有着丰富情欲和主观意愿的经验个体。因此，伦理学的关注核心应从“我的义务是什么”转到“我应当如何生活”上来。威廉斯的批判并非“稻草人谬误”，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现实向度及其作用的理解仍旧不够深入。尽管康德得出的法则是先验的，但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义务的强调以及付诸理性的道德信仰，使得这种先验法则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在经验世界中有着重要的范导作用。道德义务与现实生活并不是彼此否定的对抗性关系，义务无生活则空，生活无义务则盲，两者应当保持一种适宜的张力以实现和解。     

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与德性动力学——兼论康德关于德性动力学的基本观念

道德哲学中存在着道德规范与德性动力两个基本问题,但德性动力问题一直被遗忘与遮蔽了;德性动力问题有着漫长的思想史线索,该问题被忽视与遮蔽的原因在于未能区分幸福与德性概念;在批判哲学的理论视野之下,康德对德性与幸福概念进行了判然区分,从而明确了德性动力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以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为核心的德性动力学的基本思想。     

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必须出于义务,而且也只能出于义务;只要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效果如何,都必定是道德的行为。康德所谓的自律,提升了道德的主体性,但他又把自律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康德把至善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当作一种在现实世界中难能而只有在彼岸世界才可能的圆满的善。但实际上,至善并不能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论情感因素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作用

康德认为,德性行为只能是出自于责任的行为,以自由为前提。如果行为以感性或情感为依据,最多只能导致行为的合法则性,而不可能产生德性。除了感性的情感外,还有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道德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行为的条件。     

康德义务论的自律性及其来源

在康德那里,义务是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必依之而行的准则,准则的标准是道德法则。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强制性,因此,义务也就具有了规范性。义务的动机性来源于义务本身。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性是行为的理由;那么,义务就是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的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它所依据的准则内在地具有可普遍化的法则的形式。法则还要借助于意志本身而起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义务的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统一的意思表现为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并同时愿意去遵守那个法则,这就是意志自律;这样自律便成了义务唯一的可靠的来源,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准则与法则的统一、规范性与动机性的统一,并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结合起来,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自由。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