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公会与民国律师职业自治——以律师公会组织结构变迁为中心

律师职业自治的制度源自于西方,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律师职业群体的声誉、独立和利益,并进行自我管理。民国时期律师职业的自治组织是律师公会。律师公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会长制到委员制,最后到理监事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既体现了民国律师职业群体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和自治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国民党政权对律师职业控制的日益强化。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开发的考量及管理——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考察中心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的开发和管理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在调查和讨论基础上,开发制度逐渐完善。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政府坚决反对外部力量渗入西沙群岛的开发活动之中,并将其视为检验商办开发行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后来因海疆形势紧张,广东省政府将西沙群岛开发活动改为官办,后来又因地方政局的混乱戛然而止,但捍卫主权的立场始终未变。这既反映出岛务实践在摸索中不断前行,也折射出开发活动寓于边疆治理之中,并为此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何以失败——以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公民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浙江省20世纪30年代公民教育为例,通过对浙江省图书馆和杭州市图书馆所藏的部分民国时期杂志、报纸所载资料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浙江省公民教育失败的原因和国家现代化与公民教育事业成败之间的关系,旨在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民初的法律广告与法律文化(1912-1926)——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申报>刊登的民国初期的三类法律广告进行分析可知,尽管律师的形象受到传统文化中讼师形象的负面影响,但是律师广告却体现了律师对自身形象的积极塑造.法律书籍广告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紧密,体现了民众期盼法律救国、国家富强的心态.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反映了民众对法律职业态度的转变与当时学习法律的热潮.经由广告这一视角可见,民国初期的法律文化虽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却在社会环境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异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之探讨——以湖南为中心

调查材料显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地主、富农总体上占地约45％左右.但是各地土地占有关系不均衡,在土地关系集中地区、土地关系一般地区以及土地关系分散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分别为60％强、40％左右、25％上下.地主、富农人均占有土地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其他阶层的同时,土地租佃普遍存在,牵涉面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地权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矛盾.     

先秦法律思想探析——以法律用语为中心的考察

法律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窗口,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不能不在法律中得到反映。本文对一些先秦法律用语进行考察,发现在中华法系起源时期有以下文化特征:鲜明的等级法思想、耻辱性刑罚特征、家族本位的宗法制思想、刑德合一的怀柔政策。这些特质与中国古代宗法制、君主专制的社会特征紧密相关,与处处追求平衡和谐的中庸思想密切相联,同时又和崇尚礼教文化的民族心理相吻合。     

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一场争论入手,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佛教戒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整顿,方可契理契机,妥善解决。     

民国时期天津女性都市生活的媒体表达——以《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的史料研究,发掘当时媒体对女性身体的塑造表达,和对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倡导,揭示了报刊媒体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直接或间接地营建着都市人的生活及其心态。     

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生长及其影响——以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震旦大学为中心

民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即使是当时来华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这一历史进程.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民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官办和私立新式法律教育的另一个系列的法律教育,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考察,西方教会学校在中国不仅负有“破坏性的使命”,而且也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建设性的使命”.     

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沪宁杭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充当苦力,人力车夫是城市苦力的代表。本文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的被捕与法庭上的斗争

陈独秀 2 0世纪 30年代初在上海被捕 ,南京受审是陈独秀政治生涯接近尾声时的一个重要事件。陈独秀大气凛然的政治表现———法律程序各环节的抗辩与斗争 ,很值得我们作历史回顾与文化分析 ,国民党“训政”下的法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和舆论立场。     

重灾打击下的安徽农业生产——以20世纪30年代3次大灾害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安徽先后出现过1931年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和1938年大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这3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百姓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影响,尤其对农业生产影响更大,农业生产逐步衰退,耕地大面积受损,农业产量大大减少,养殖业也受到很大冲击。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民间文学视野下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儿歌研究——以《歌谣周刊》为中心

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歌谣周刊》为阵地的儿歌研究者,将儿歌置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理论视域之下,对其加以整理、分类、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仔细梳理了其研究的学理脉络,认为《歌谣周刊》中的儿歌整理和研究,存在着一个人类学趋向。具体表现为:其一,搜集、整理、研究,日益关注于儿歌念诵的情境性;其二,逐步开始以西方人类学理论为武器来阐释儿歌的文化意义。     

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以归国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使城市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进程成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变迁的推进器。 2 0世纪 2 0年代 ,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的一批热心市政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把全新的城市观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思潮传播到国内 ,自觉地从整个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来思考中国城市的发展问题 ,并为中国设计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带动社会全面发展和变革转型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其设想限于当时的恶劣环境无法全面实现 ,但是他们的积极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作用 ,并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京奉铁路与近代东北移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交通方式和基础设施,京奉铁路的开通不仅开辟了新的移民路径,而且改变了移民流向,拓展了移民空间;通过发售移民减价车票,特别是小工票,以及行驶小工专列等,便利了关内移民的往返运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移民运动的高涨.京奉铁路的开通和运营对近代东北移民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