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一《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谓:"大设其坊坊之,而人犹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     

“都省”镜浅析

<正> 一九七八年,铜陵市文物部门征得“都省”铜镜一件,圆形,小纽桥孔,背无纹饰,有铭“都省铜坊官匠人孙福”九个阳文。“都省”北朝北齐时期始设。“尚书省,置令、仆射。吏部、殿中、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书。……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隋书·百官志》)降之唐代,“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及兵、刑、工右三部。”(《历代职官表》)尚书都省是当时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其总办公处居中,东有吏、户、礼三部办公处,西有兵、刑、工三部办公处。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左右承、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总辖各部,称为都省,总办公处称为都堂。其中,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等政令。“都省铜坊”,当是工部所辖的作坊;“官”字正好说明“铜坊”官府经营的性质;“匠人孙福”,是表示此镜的制作人及身份。这大概是便利检查     

五里长街解放路

古城温州南北走向的大街道只有两条：一条是信河街,一条是解放路。解放路古时称“大街”,是一条贯穿温州古城的长街,北端设有望江门(后称朔门)；南端设有瑞安门(后称大南门)。沿街小巷小弄极多,有人统计东侧有名称的有27条,西侧有名称的有34条,其中棠荫坊(今仓桥街)、问政坊(今七枫巷)、德政坊(今县后巷)、双桂坊(今纱帽河)、墨池坊、康乐坊、五马坊等,在北宋时就称温州“三十六坊”。百     

中国的神话故事对日本小说《竹取物语》的影响

“物语文学”是日本古代文学的,种体裁。“物语”指的是用汉字、日本假名混合写成的传说、故事、传奇之类的小说。它出现于假名文字之后,其根源是民间的口传文学。“物语文学”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期。古代中日政治、文化的交往始于七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随着交流大量地传进了日本。在这一时期,日本仿效中国,实行律令制(始于大化革新,645年)。在文化方面,形成了所谓的“唐风文化”。从那以后的漫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礼藏于乐:礼乐文化的形态原型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远古时代“事神人之事”的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的存在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乐”实为一体,“礼”藏于“乐”。真正“礼”观念的出现,是从“礼节”和“仪节”开始自乐舞中分化出来开始的,并且这种分化又开始于人们对神灵态度的变化。从以乐舞降神到以乐舞祭神的转变,使原来融合在乐舞中的“礼节”和“仪节”逐步分化成为事神仪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元素,同乐舞一起构成整个事神仪式。礼乐关系也已开始从“礼藏于乐”的融合状态转向礼、乐独立,共同服务于事神礼仪的并列状态,“礼”观念、意识逐渐形成。     

日本的物语文学

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是物语文学。物语一词,源于“语”(Kataru)这个词,它是将发生的事向人们仔细讲说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变成故事、传说、传奇之类的概括性词语。物语文学产生于十世纪初,最初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虚构物语,亦即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增大其虚构性,并加以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的色彩。另一类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从礼的常与变看仁心之不安不忍

孔子是集众圣之长以成己身之德的集大成者,也即“时中大圣”(“圆圣”)。“仁、义、礼”是孔子学术的纲领,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基础,礼是仁的表现。礼有常有变,“礼以义起”,礼,时为大。孔子从不安指点仁心,孟子则从不忍指点仁心,皆指人具有先天的善性。在迈向21世纪之时,我们应追随“圣之时者”,走“时中”之道。     

关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曾提出工商皆本的论点,有的同志认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有同志甚至因此认为黄宗羲是“市民阶级的”代表。这些都不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工商皆本论见于《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财计三》中,黄宗羲认为统治者实行轻赋敛的政策以后,还有三件事是妨碍民富的,这三件事就是“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习俗”是指婚丧的讲究排场,“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蛊惑”是指佛和巫,由于信佛信巫,人们浪费了许多钱财。“奢侈”他举出倡优、酒肆和机坊:“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暖。”针对这些情况,他主张婚丧“一循于礼”,“投巫驱佛”,而且“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然后他指出: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三礼之学在古代虽然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三礼素称难治。由于三礼文字古奥,规制繁杂,再加上时代悬隔,制度变迁,因而后人对于三礼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莫名究竟。尤其是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有时仅凭文字解说,往往难以尽意。以图说礼,或能收到直观明确的功效。于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日本古代语数词之管见

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日本从公元四、五世纪便开始接受并使用汉文化和汉字。汉字传到日本以后,日本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在词汇中的所谓汉语(汉字词)的逐渐渗透。翻开大和、奈良时代的古典作品“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就能看到“世界”、“变化”、“天竺”、“蓬来”、“安祥寺”等等与大陆佛教文化有关的词汇。可见当时的日本书面语里汉字词汇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尽管如此,在“万叶集”,“伊势物语”,“竹取物语”等古典作品里,汉字词也才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当时所使用的百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也论孔子思想核心

对于孔于思想核心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本文以为孔子思想有核心,这个核心便是“和”。孔子所谓的志于道(和),据于德(中),依于仁(仁、礼),是把握其思想核心的关键。从“和”与“仁”、“礼”、“中”四大范畴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看,“和”是最高理想,“中”是达到“和”的方法,“仁”、“礼”是“和”的具体外化。从“和”与“仁”、“礼”、“中”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和”能够一贯到底,内在地贯通于“中”、“仁”、“礼”,使四大范畴合而为一。从“和”这一重要范畴本身的内涵看,“和”是指哲学化了的和谐观,是孔子全部思想的结晶。     

先秦礼学核心思想探微

先秦礼学的有序性是其获得生命力的支点。“仁”是礼学有序性的高度概括,“中和”精神是礼学有序的集中表现。故先秦礼学有序性奠定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石,也构筑了中国人特有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势。     

“仁”“礼”关系探析

“仁”和“礼”到底谁高,这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久有争论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争论总是伴随着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想把孔子向上抬一抬的人就大讲其“仁”,以“仁”为孔子思想之核心;想把孔子往下压一压的人则大讲其“礼”,把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归结为“礼”。“仁”和“礼”好象成了抬高和压低孔子的依据,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认为:“仁”与“礼”就其实质而言不存在谁统摄谁的问题。“仁”是属于孔子伦理学的范畴,而“礼”在通常情况下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知道,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两个概念是不能比较谁高谁低的。然而“礼”在有些时候又同“仁”一样作为一伦理范畴出现,这就是“礼”作为外在的强制又可以化为内在的自觉,从而影响、控制个     

孔丘的“礼”和林彪的“权”

孔丘的“礼”,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所竭力鼓吹和维护。叛徒、卖国贼林彪把孔丘的“礼”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并亲笔书写了“礼为四维之首——是政权问题”的黑话。林彪对孔丘的“礼”为什么死死抱住不放?孔丘的“礼”和林彪的“权”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对此加以分析,就会进一步认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