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指数”的构建与实证——以杭州市桐庐县为例

从"客观美丽"和"主观美丽"相互协同的视角,构建"美丽指数"的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评价杭州市5个县(市、区)的美丽建设进程。以桐庐县为实证对象,计算得出的"美丽指数"能够客观反映自然生态、健康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表现,以及调查受访者对环境、服务、公共设施、社会和谐的满意状况。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桐庐县在健康环境、基础设施、城乡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继续推进环境治理、垃圾处置、特色小镇的工作;同时,着力改善自然生态、绩效结构、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弱势,侧重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服务转型、老龄工作的提升。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缺席与在场的错位——“三大戏剧体系”论争中的梅兰芳和阿尔托

争论多年的“三大戏剧体系”仍然包含着诸多意犹未尽的话题。考察新旧“三大戏剧体系”需从梅兰芳到阿尔托的演变过程中了解梅兰芳的延后影响及其阿尔托的在场失语,通过在“体系”内对布莱希特和阿尔托进行比较,既可以对“三大戏剧体系”的演变作出新解读,也有助于增进对阿尔托的理解和接受。     

儒家伦理的“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以“仁”为例作说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极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儒家伦理其实是要体现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整合起来看待,建构一个它们的综（Synthese）,笔者称之为。脉络化的普遍主义”（kontextualisierter Universalismus）。就文化上而言,儒家伦理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综合,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体现。     

表示对象的“を”和“が”——以“水を飲みたい”和“水が飲みたい”为例

对于学习日语的人来说,准确、灵活的掌握日语格助词"を"和"が"有很大的难度。尤其是在二者表示对象时更难区分。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又不能混为一谈。通过这每篇文章的分析、比较,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以便在日后的学习当中能够更轻松、准确的运用。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乡风民俗的困境与重构——以海南乐东“春游”民俗为例

[提要]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析海南“春游”民俗现状,发现其存在以下现实困境：一是乡风民俗组织者倾向于宏大叙事的表达方式,二是乡风民俗传承非理性依赖技术,三是乡风民俗外形与内核趋于同质化,四是乡风民俗过度追求有序而摒弃无序,五是乡风民俗承载组织与受众者的二元对立。这些困境也是当下乡村习俗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改造旧俗、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启示,包括民俗活动中将针对叙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乡风重建中寻求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的交融,民俗仪式中兼顾传承精华与特色个性,民俗活动中善用熵值理论平衡无序与有序,民俗承载组织的发展和个体需求相结合,以重塑乡风使其能适应新时代人们多样化、个性化、不断发展的文化需求,进而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基于“互联网+”的非遗双创式传承策略与实证分析——以五禽戏为例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对非遗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非遗作为民族自信和文明的象征,其价值不容置疑,但其传承与创新现状不容乐观。在互联网环境下以创新创业传承非遗,有其客观性、必要性和时代性。非遗创新的基础和价值在于应用。非遗双创式传承需要用互联网思维向社会传递其工匠精神,体现其经济价值,重视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五禽戏在非遗普及中积累了成功经验,证明了双创式传承是非遗较为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方式。     

浅谈“音”与“乐”的交融——以古筝教学为例

音乐界曾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某赛场，一个学生在尽力演奏着一首高难度的协奏曲．评委和听众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曲子终于给弹完了．评委在意见栏里写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初看之，面露喜色；再看之，晴转多云；细品之，乌云密布。两个黄鹂呜翠柳。知其所云？不知也!一行白鹭上青天．飞向何方？不知也!该参赛选手十指飞动，音如磐石，按业内人事所言，技巧娴熟，却是十足的弹琴匠，只有声音，没有音乐。所以难扣人心弦，激动人心。     

论“文化自觉”与“他者”的建构——以九寨沟藏族歌舞的嬗变过程为例

九寨沟歌舞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不断的交融与实践,新的文化因素已经在原文化的基础上慢慢渗透到整个生活共同体的各个领域。这种新的建构结果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他最终以文化的形式展示出来。政治、经济等因素作为变迁的重要因素对于文化是不同层面的介入,调整和建构着九寨沟地区民族的生活方式、心态、思想风格和权力的再分配。从九寨沟歌舞文化的变迁可以看出,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在被外来力量影响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主动的适应和调整。     

“丧”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与纾解——以“摆烂”话语为例

“摆烂”是丧文化话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折射。以“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蕴含着青年对社会生存及个人发展的迷茫、困惑与不满,其实质是一种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是媒体驱使下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并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带来了挑战。为此,应当对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与祛魅,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引导学生树立奋斗幸福观和劳动幸福观,以奋斗精神绘就新时代的青春底色。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作为叙事文本构成方法的“引用”——以大江健三郎《被偷换的孩子》为例

在作品中引用外国文学作品并使之融入自己的文学语境,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一贯手法。他在写作中对外国作品有意识地进行了引用,这些引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他的小说《被偷换的孩子》中就体现了全篇作品层级这一引用手法,莫里斯.森达克的Outside Over There在《被偷换的孩子》的叙事构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N”的词汇化与语法化——以“一概”的个案研究为例

“一＋N（名词）”比较容易发生词汇化和语法化。“一概”最初是松散的定中短语,容器和内容没有凸显与否之分;当其高频连用发生词汇化演变为形容词时。凸显的是内容间的“一样,相同”,“一概”的词汇化和语法化都在唐代发生,词汇化只是为语法化提供了一个过渡,所以词汇化的用法没有在现代汉语中保留;当其进一步发生语法化为总括副词时,凸显的是容器的“全部,没有例外”。在“一概”词汇化和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句法、语义和认知三者都在起作用。     

玄奘东归与达摩西归的文学书写及其宗教意蕴——以“摩顶松”“只履西归”为例

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是从本土西去求法高僧的典型,达摩则是从印度东来传法的代表。有趣的是,佛教文学对二者圣僧形象的塑造,都着力于表现其"行脚僧"的本色,并且都有"还乡"主题及相关故事的文学书写。其中,预示玄奘东归的故事是"摩顶松",而表现达摩西回的是"只履西归"。两者都注重回归过程的神奇叙事,但其宗教意蕴却有"空""有"之别。     

印度处理对华边界争端策略研究——以“阿鲁纳恰尔邦”的炮制和管理为例

印度炮制和管理"阿鲁纳恰尔邦"的实践表明,印度处理对华边界争端的策略是以军事、行政以及外交三种手段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多层面与中国争夺争议地区的。在军事上以攻对守,积极蚕食中国领土;在行政上不断强化管控与开发;在外交上,从拒绝谈判发展为谈判与管控并重。鉴于此,中国在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的同时,也要做好军事斗争和法理斗争的准备,以便在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中赢得主动。     

中国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辩证法阐释——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应该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策略,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此问题.《聊斋志异》英译历史告诉我们: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使用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动;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不是处于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保持着动态的统一关系.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