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四所校院举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编写会

去年十月,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山东师院学院、山师聊城分院在济南举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编写会。与会同志愤怒揭批了“四人帮”对现代文学的干扰、破坏及其肆无忌惮地篡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阴谋和罪行,研定了现代文学史的纲目,落实了分工编写任务。同志们表示,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十一大精神,努力编写思想性和科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为祝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出版而作

一 前不久,有的日本学者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时,比较了日中两国学者对于编写文学史的不同态度:木山英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喜欢写文学史,因为需要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在日本写文学史很少”;丸山升也指出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意作家作品的评论研究。记得1982年在海口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期间,一位香港学者也跟我谈起过类似的看法,认为文学史只要一部就够了,更需要的是对作家作品     

评价任何现代作家都要看他的主导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序

解放前的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运动史”、“思潮论”一类。各大学也不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编不成这方面的书。解放后好了,各院校中文系开设了这门课,到“十年动乱”以前出版了好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的书。一九七八年以后,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大家在新的精神的鼓舞下,各院校中文系和各研究院、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又修订和新编了不少这类的书,其中还有各院校合作编写的。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二十三省市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个人文学史写作——兼评集体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黄修己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由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文学史和集体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下,黄修己个人文学史的编写具有特别的意义。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种谷记》故事发生地点正误

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写的是什么地方的事?目前我见到的十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四种说法,即“王家沟”说,“抗战时期解放区”说,“陕北王家沟”说,“清涧王家沟”说。“王家沟”说见于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陕北王家沟”说见于九院校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七省(区)十七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研讨的回顾与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提出之时起就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格局的推陈出新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著史方法,更是一种新的著史理念,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构想对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仍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忽略了现代中国时期一些文学形态的存在价值,没能完整反映出现代中国时期文学的发展面貌。     

关于部分宋词作家的评价问题

游国恩先生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编《文学史》”)已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使用多年。这部教材在编写方面到底还存在着什么不足之处,过去高等学校师生不曾认真讨论过。这里笔者就其中部分宋词作家的评价问题谈几点粗浅意见。     

守成出新 简明实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读后

最近 ,读了朱德发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齐鲁书社 1999年 8月版 ) ,引起对“现代文学史”教材建设的一些思考。新时期以来 ,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 ,如何科学地认识、评价“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缺陷 ,成为该学科的焦点问题。到 80年代中期 ,更有“重写文学史”的理性呼唤所产生的强烈震撼。这些对“现代文学史”的反思成果总是最早在大学的讲坛上张扬开来 ,从而最直接又最有效地影响了教学与研究。总的来说 ,这种影响是健康的、有益的。然而物极必反 ,一味地趋新求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正如朱德发教…     

走向自身的创新与突破——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朱德发、蒋心焕、陈振国教授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华东地区省、市属师大协编教材)一书,以其逼近现代文学深层内蕴的严密体系、开阔全面而且裁剪得当的文学史论、新颖准确富于创见的文字描述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的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就在于编写体例上的大胆创新。它突破了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基本上按照文学发展变化的原生状态和自然时序加以展开的模式,即将文学运动及其纷争、文学思潮及其流派、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笼统、简单地加在一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编写中国朝鲜族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一)早在50年代初,延边大学就曾想编写一部中国朝鲜文学史。到1958年,这个大学的部分师生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成立了《朝鲜族文学史》编纂小组,又是收集资料又是召开讨论会,曾为之付出过大量心力。当时,有过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民族整风”,这个编纂小组拟编写一部与朝鲜文学彻底划清界线的朝鲜族文学史。且不问这样编写的     

鸳鸯蝴蝶派与民初办报热潮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遭非议的一个流派,历来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缺少必要的论述和分析。对于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很长、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的流派的考查,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本文拟从它与民初办报热潮关系的角度作出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个性”。众所周知,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必有其社会根源。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其它文学现象所不同的,则是它与近代报刊…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