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项宗族

宗族存在于整个党项社会与西夏政权的全过程 ,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派生出许多支系 ,一个强宗大族往往包括若干个乃至数十个中小家族。大大小小的宗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实体 ,越是强宗大族 ,拥有和控制的武装力量也就越强越大。同时 ,宗族还是一个经济实体 ,在这个经济实体内 ,既有农奴劳动 ,又有奴隶劳动 ,包含着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经济成分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

本文以大量的史实材料为依据,提出小说、戏曲中的穆桂英形象是取材于环州党项部落慕容家族的事迹.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

北宋初期估计有十余万党项民众先后内附于宋,这些内附党项集中分布在东起麟府、西到环庆的宋夏沿边地区。党项内附后,更加凸显了宋夏沿边地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党项也出现了定居的趋势。由于党项内附引起宋夏沿边人口的增加,使大面积山地得到开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下游的黄河泛滥产生一定影响。     

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

党项族是以鲜卑部落为统治阶层、以羌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其中心拓拔部是鲜卑秃发部与乞伏部的后裔,在南凉、西秦政权灭亡后,他们加入吐谷浑,出于凸显与当时北方最大鲜卑政权北魏的关系,但又在某方面以示区别的复杂心理,而将部落名改为拓拔,既与北魏拓跋部音同,而又字异。吐谷浑政权衰亡后,拓拔部进入党项之中,成为其部落中心,并联合了当地的折掘、乙弗等鲜卑部落,共同构成了民族的统治阶层,控制着当地诸羌族部落。     

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论党项夏国的骑射文化

党项夏国骑射文化的形成,是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尚武、重勇,党项族在同大自然、各部族的征伐抵抗中,从弱到强,在严酷现实中发展、壮大,使骑射这一历史悠久、内容宽广的传统文化,承袭数百年,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无畏、不屈的民族性格,这对今日保护和传承该文化有着重要的社会历史...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均为我国古代西北部族.唐初,吐蕃势力北上,鲜卑折掘氏部随党项羌北迁至府州等地.鲜卑折掘氏与党项羌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至唐末五代时期,鲜卑折掘氏逐渐融入党项羌,并开始以党项折氏之名见于史籍.宋代以后,折氏随着与汉族的长期通婚,又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唐朝时期党项族的迁徙与社会文化变迁

唐朝时期党项族在吐蕃的进攻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党项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党项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

西夏时期,境内活动有不少阿拉伯人,西夏和阿拉伯世界有正常的政治、经贸交往。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传入西夏,马可波罗所见西夏末期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正是最好的说明,只不过伊斯兰教在西夏的影响远远不及佛、道二教。     

西夏服饰研究

本文介绍了西夏的服饰制度、西夏男女服饰及其特点。通过对西夏服饰与周边各民族服饰的比较 ,可以发现 ,西夏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已汉化。但是 ,党项族与契丹、女真、吐蕃同属游牧民族 ,共同的游牧文化心理 ,使他们之间的服饰有许多共性。     

西夏开国人口考论

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而指出 ,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土地有限 ,人民有数”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人口总数则仅及百万     

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

本文校理西夏人对中原儒家经典的异译，并分析有关史料记载，指出西夏王廷虽然口头上在国内倡导儒学，但并未真正把儒家经典列为番学的必修课程，王廷没有组织过九经的翻译，番学出身的文臣也不研读九经。西夏人对中原儒学没有表现出像对藏传佛教那样的热情。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大度民寺考

大度民寺是西夏京畿的一所皇家寺院 ,今天宁夏银川市郊的高台寺遗址可能和它有关。在西夏仁宗执政的乾年间 ,这所寺院中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兼习 ,党项国师与吐蕃国师并存 ,可以视为 12世纪末期西夏佛教状况的缩影     

西夏文书种类探析

本文作者从目前已经刊布的西夏文献中,进行了细致的钩沉索隐,发现西夏文书的种类可分为官方文书和私人文书两类,并作了简要的探析。这为今后研究西夏文书档案史提供了很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