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简论》

汉代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武帝初年“天人三策”的作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历来受到封建儒学者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在学术上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有歧异的。本文仅就他现存的著作集《春秋繁露》一书,拟作一点粗略的检视,以求有助于研究这个古代思想人物。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 的流传和编定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孔孟之道的招魂幡——评《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西汉时期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董仲舒,秉承《春秋》之旨,撰写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反动理论的大杂烩,是复活孔孟之道的招魂幡。《春秋繁露》共十七卷,八十二篇,篇篇都有孔老二阴魂的浮现。董仲舒这个被儒家抬举“三年不窥园”,一心想变天的大儒,以“修学著书”为事,把复活和递传孔孟之道为毕生之大业。这部孔孟经的翻版,影响很广,流毒很深,危害很大,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予彻底的剖析和批判。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的记载，从版本、朔日等方面来看，存在着讹误，后人也有所误解。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它在探讨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年代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既能与《史记》、《汉书》构成证据链，为元光元年说提供了有力支撑，又否定或限制了其他说法。同时，它又是汉代儒家著述中稀有的王国纪年资料，是诸侯王地位的标志，也是反映习惯做法、思想意识滞后于政治制度变化现象的标本。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论董仲舒的法政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简

董仲舒是汉代治《公羊春秋》的一代鸿儒,其思想主张在《天人三策》中初显,后在《春秋繁露》中更加成熟和系统化。他的政权三重正当性论为君主专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天人感应论和灾异说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君权天授,还起到制约君主专制和指导统治方略之德礼政刑的作用;“中民之性”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为国家礼法制度提供了人性论依据;《春秋》决狱不仅纠正了汉承秦制以来法律的教条和僵化,而且开启了传统中国衡平司法的先河。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标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懦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新论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虽在一些具体说法上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以迷信手法编织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目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根据,其作用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天人关系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我认为,他的确是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他把四时、阴阳、五行等精心地揉和在一起,力图说明自然界是有秩     

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

日本董仲舒研究的特点在其文献研究,尤其<春秋繁露>真伪问题之研究.不过另一方面因为日本的研究者太重视"<春秋繁露>真伪问题"之故,自然造成日本学者无法构造董仲舒思想体系,从而在董仲舒思想研究方面落后.本文通过评述这些日本学者对<春秋繁露>与其相关资料研究的特质、缺点,试图摸索日本研究成果与方法论对将来董仲舒研究的可能性.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论语》的理论结构与儒学的思想体系分析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及其元典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剖析，阐明儒家伦理实际上具有一个多元的理论结构。辨明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糟粕，可以为儒家伦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定位确立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