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民生问题提案评析

抗战爆发后,应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参政会。作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开始了在该会长达近10年的工作。由于长期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和抗日救亡的事业,黄炎培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并在国民参政会中提出了关于民生问题的提案。这些提案重点在于关心民众的痛苦,呼吁减轻民众负担,反对以抗日为名,竭泽而渔,搜刮压迫老百姓。由于国民政府的高压政治,黄炎培的这些呼吁无异于"与虎谋皮",致使其在经过延安访问以后,政治倾向迅速转向中共,并在战后将新中国的前途寄托了在中共身上。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延安文学"正名及其相关概念考辨

近年来,随着延安文艺研究的升温,研究中普遍存在用"延安文学"指称"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现象.事实上,"延安文学"的概念本质上属于地域文学的范畴,可泛指在延安这一地域所生发的所有文学现象,它与"延安文艺"、"延安时期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的内涵虽有交叉,但其概念本身有着明晰的外延与内涵,不可互相指称.     

"延安学研究"笔谈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延安历史(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的研究,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论隋朝的中日关系

隋朝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多次派遣使团访问中国,隋朝政府亦向日本政府派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访问使团;隋炀帝杨广和日本的圣德太子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隋朝期间中日两国交往的繁荣,为唐代中日交往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延安时期,张闻天全面反思过去的"左"倾错误,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首倡并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了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创办延安马列学院,组建社会科学研究会,提高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张闻天为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我们共同"走进延安"

最近 ,大型系列丛书“走进延安”第一辑三册 :《延安文人》、《延安访问记》、《众说纷纭话延安》由广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主编朱鸿召先生在《总序》中说 : 延安 ,五四 ,是 2 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下的两大玄机 ,也是我们认识、研究 2 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 两个最关键的历史时期。近 2 0年来 ,海内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研究 ,已渐成一门显学。但 是 ,我们对于延安时期的认识研究才刚刚开始。 延安时期 (1 937— 1 947),黄土地上 ,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 ,新中国的雏形在这里孕育 ,五四新文化和新 …     

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

谢伟思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通”,由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亲密接触,使他对中共的成长历程、国共关系及中共对美苏的态度等问题都有了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到民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中共必将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所以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正视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和冷战兴起,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不仅导致了它与中共关系恶化,而且使谢伟思等人因延安经历而背负“反叛”罪名,遭受迫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长期对立的重要历史原因。     

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

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地位的逐步确立,颂歌从"党的颂歌""各军事领袖的颂歌""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歌"等百花齐放,逐渐向"毛泽东颂歌"鹤立鸡群的盛况转变;作为颂歌的创作主力军,延安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向"实践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为配合边区经济政治建设和革命行动,党的宣传机器通过颂歌等形式,促使民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毛主席的崇拜",成为建国后"神坛颂歌"的滥觞。     

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访华之际,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纳尔逊使团通过开展对华调查,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在白宫方面的支持下,纳尔逊使团得以直接向国民政府索取诸多机密信息,并与美国驻华机构互通情报。纳尔逊使团在短期内即完成对华经济情报的搜集任务,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拟具针对性的建议,为维持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提供方案。纳尔逊使团在中国的经济调查活动,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的特色,同时折射出美国当局海外情报领域特使和常使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微妙关系。初次访华期间,纳尔逊与蒋介石确认了中美战后经济合作意向,这是缓解二战后期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但围绕如何开展战后重建等核心议题,纳尔逊使团未能促成任何具体协议,此阶段中美之间的谈判与互动反而暴露出双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

盐专卖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藉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兼顾国课民食的目标.同时,通过对食盐价格的控制,也有利于国统区物价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宁.当然,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盐专卖制度本身已有很多困难,难免产生许多弊端,而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更使之雪上加霜.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在大学中的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倾向于保持战前正常教育体系而稍加损益。循此思路,国民政府将大部分大学搬迁到后方,并于1939年制订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学界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的普遍支持,朝野就“抗战建国”并举达成一致。     

试论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首次干预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始于进步时代。进步运动为政府干预经济做了舆论准备 ,奠定了群众基础 ;垄断资产阶级抛出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理论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政府干预经济旨在对垄断组织实施“公共控制” ,反对“坏托拉斯” ,调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进步时代政府对经济的首次干预 ,标志美国经济体制开始逐渐从自由放任向政府调控的转变。     

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博奕--抗战时期四川医疗卫生系统的控制权之争

抗战爆发后,出于战时防疫和空袭救护的现实需要和将四川纳入国家体制的政治战略,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在四川建立现代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然而,由于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割问题上缺乏共识,双方在四川医疗卫生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上进行了紧张的政治博弈。尽管中央政府凭藉手中掌握的优势资源暂时主导了四川省的医疗卫生系统,但这个跟国民党政权同样缺乏基层支持的医疗卫生系统最终不能不随着失败的国家体制一起坍塌。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权力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应对————以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会址纠纷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6）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国共基层党制及其功效初探

关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有已称得上古典的"农民民族主义说","土地革命说"、批判以上观点说、国民政府腐败说等等,不过,以上诸多论述几乎无一触及到国共两党的党基结构.笔者在文中通过对两党机体构建的形成过程与基本态势的适度对比分析,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二者在基层党制方面的巨大反差,是日后双方结局截然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