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论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兼论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

对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怀古之作加以比较,指出他们在主题的提炼与题材的选取以及叙事、议论方式等方面的异同,同时探讨了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以为作家们之间的彼此推崇及创作上的相互借鉴,使得唐代律赋创作史上出现"闽军"称雄这一奇特现象.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浅论李觏的赋

李觏的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在赋中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备乱”，不可热衷于佛道，而应“以生人为意”。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作用，也体现了他的写作宗旨——康国济民。他的赋不愧为“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之作。他的赋也有较强的艺术价值，铺叙细腻，气势壮阔；他在赋中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理智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有着周密的逻辑推理，强有力的论据，使人无以置辩。     

浅析李白赋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

李白的赋作与其诗一样独具魅力。其赋作继承了汉赋和魏晋六朝赋的创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特点。其大赋表现出张扬的主体精神，小赋则显露出浓烈的忧思精神和个体意识。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永州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柳宗元的辞赋作品,大多作于贬谪地湖南永州。永州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及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带给柳宗元崭新的视觉上和精神上的体验,从而生发了柳宗元的辞赋创作。永州的山水风物生动地展现在柳宗元的笔下;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浸润着柳宗元的创作;永州的民风民俗为其创作提供直接的素材。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别开生面。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刘命清对庄屈关系的特殊阐释——以“不得志而怨”为视角

明遗民刘命清《庄屈》一文指出,庄子与屈原皆因不得志而生怨情。虽然,刘氏所论不乏肤阔牵强,却揭示出庄、屈在思想感情上的相似之处。同时,从更深的层面看,庄屈并称的论题在明遗民中并不罕见,虽立论各有不同,但都寄托了他们试图弥合生存与节操的良苦用心。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

刘辰翁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其众多的评点作品中,杜诗评点影响较大。从表面上看,刘氏评点完全不同于诸家对杜诗的注解,是一种对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的探讨;往深层观察,刘辰翁的评点是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从而使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