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与“无我”——论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色之孔子思想,是以“为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最终却落足于“为我”的个人修养。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却走上了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孔子与庄子在“为我”上有一交汇。但这一交汇却构筑了其思想更加激烈对抗的平台。     

试论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

古代文艺美学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文艺观,苏轼作为这一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自然”概念不仅散见于他的诗文书画理论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自然”以本体论意义,提出了“不能不为之为工”、“无意为文”的“自然”艺术本源论,“身与竹化”、“无法之法”的“自然”创作论及“平淡”的“自然”风格论,由此使其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之辨

大多数环境主义者以“支配自然”为口实，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人对自然有意识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极限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把马克思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这是对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加分析的结果。由于“支配自然”的目的和方式的异质性，马克思关于“支配自然”的看法也有着鲜明的不同。对于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坚决批判其逐利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未来社会仍然存在的“支配自然”的事实，马克思在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还从其支配方式和支配目的中思考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却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构建天人和谐

“人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然而也逐渐带来日益激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践和理论都表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指明了方向,天人合一思想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形成新的价值观,指导我们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走进可持续发展文明。     

从《论语》看孔子的“无为”思想

道家从老子起就极力主张自然无为,然而这种思想绝非道家独有。实际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主张自然无为。关于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本文将以《论语》为主,谈谈孔子自然无为的思想。首先,我们应对自然无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中的“自然”即这个意思。“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一切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淮南子》对“无为”有一个很大篇幅的解释：“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从“分离”走向“对话”：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极端运用,导致了工业时代的流行病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关系的“分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走出“分离”的困惑,实现合作与交流,因此强调公平交往、追求共赢共生的“对话”理念已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旋律;基于“对话”思想对于交往实践制约性的可能性忽视,“对话”理念盛行的同时,作为“对话”载体的“共同体”思想得以激活并在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抓手

“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实现这一理想和追求的根本抓手就是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探略

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际 ,我们党又决定将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到“两课”的教学内容之中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 ,需要学校党委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 ,充分利用“两课”主阵地、主渠道 ,积极有效地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施蛰存在“反右”与“文革”中

1957年夏，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分子，遭遇到各大小报刊断断续续的批判，他的文章几乎处于被“封杀”状态。他的一些老朋友为了自保，在晦暗年代，上演了互相检举揭发的闹剧，如沈从文、张静庐等人。当各种批判袭来，施蛰存以一颗宽容的心看待批判过他的人。正是他的豁达、淡然、超脱的精神风骨保全了他的自然生命，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     

论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概括，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则强调了人的认识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它是对“两个必然”的重要补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批判研究——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

“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自然是自在的、原生态的荒野,它把人看作是动物般的自然人、抽象人,主张人“奔向自然的怀抱”去实现人与自然“直接的超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人类学的自然,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撇开自然的社会性,无视人与动物的区别,力图通过“奔向自然的怀抱”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过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根本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批判的相关论述,既有利于全面深化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又有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之“游”试析

“神与物游”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精论要语。刘勰的“神与物游”之“游”涵盖并发挥了“游”字的原始义及诸多引申义 ,并深得前人“游心”的妙处 ,发展了庄子的释定 ,把它作为一个文艺范畴的概念来理解和运用 ,将“神与物游”这一主旨自然而牢固地贯穿《神思》全篇 ,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特有的灵活而丰富的旨趣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从“声有哀乐”到“声无哀乐”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声有哀乐”和“声无哀乐”两大流派。儒家“声有哀乐”对(礼)乐教化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喜、怒、哀、乐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与自然、刑法、政治、道德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声无哀乐”借鉴了道家思想，强调音乐的审美属性，但没有否认音乐的教化功能，而是通过解释音声的本质，揭示了音乐移风易俗的发生机制。“声无哀乐”推进了“声有哀乐”有关德性教化的论述，实现了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消除“生产力悖论”的必然选择

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能力990它可以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前者是一种自然属性，后者是一种社会属性。“生产力悖论”，抽象而言是指“人为”生产力盲目、非理性地发展。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几大关系的统一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是减小和消除“生产力悖论”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