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会通与陶渊明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他所资用的思想资料就是魏晋玄学。在援儒入道、儒道会通的思想背景中,陶渊明形成了以道学为体、以儒学为用、以自然为本、以本统末的思想特征。     

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

龚自珍倡导"仁"、"和"、"平"等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名实"相符,以使政治生活的制度形式与实际需求相符合,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官员任用和行政管理,恢复或创立"宾法",注重传统社会"中产阶级"("士大夫")的培养以及"农宗"社会组织基础的构建。尽管龚自珍的政治改革思想还未摆脱君为政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范式,其政治改革方案却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并展现了其"情完貌全"的人本价值观和"穷变通久"的历史感,显示了其"苍生"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开启了晚清"改革"思想及实践的百年社会风潮。     

王夫之人学思想研究

夫之人学思想源于社会生活之中 ,承接横渠气本论。精气气化为人之存在 ,胚胎则为生理之基础。人性“日生日成”之变化 ,内容则“习”之而成。人为万物之“灵者”。则需自己解放自己。从理学家的人学思想中杀出一条血路 ,为近代人学思想的开启作准备 ,并升起了人的太阳。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朱熹自我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自我教育思想是朱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了解和分析朱熹的自我教育思想,探讨其自我教育的方法、实现过程,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限度

信息技术大规模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引发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等风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信息技术僭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手段主导目的会导致人新的异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被遮蔽的后果。信息技术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辅助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相对于信息技术具有超主体性地位。应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指向,通过突出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等实践策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泰山"挑山工"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泰山“挑山工”精神发源于泰山，是泰山文化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充分挖掘泰山“挑山工”精神的精神特质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将其寓于思政课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三位一体”的实现路径中，将有助于丰富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新的精神力量。     

张载的“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张载对"诚"的天道意义进行了扩展与深化,具体表现为诚明所知与天人之道。其次,达到"诚"境界的方法为明知诚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相互转化和大其心之道。文章最后通过对当代社会三对矛盾的缓解明确阐述"诚"在当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创造的过程特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本依据 ,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检验标准 ,从精神生产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创造过程特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社会地位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的词典学价值

泰汉出土简帛文献语料十分丰富,所属时代明确,在词典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它可弥补传世文献语料的不足,补充或提前书证;补充新的词条和新的词义;订正错误的释义.它还包含丰富的通假宇资料,对战国秦汉通假字的研究和编收有很大的意义.     

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两汉时期的灾害及对经济影响的分析

灾以其特有的方式贻“害”于社会 ,人类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社会事象皆有其深厚印记。两汉时期灾害频发 ,给两汉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初步研究 ,将灾害对两汉经济的消极影响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 ,对小农经济的打击 ;其二 ,对两汉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 ,以致两汉经济发展过程出现反复波动 ;其三 ,对两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在灾害频繁的打击下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步伐相对减慢 ,而江南地区由于灾害相对较少 ,经济发展速度提高 ,与黄河流域差距渐为缩小。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

本文从区域经济史的新角度 ,细致考察、系统研究了秦汉时期黄淮平原这一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的农业生产的总体状况和具体部门的生产情形。     

试论两汉时期匈奴的农业生产

匈奴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到两汉时期,由于游牧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农耕民族经济的影响,匈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为其向汉王朝及西域诸国扩张奠定了基础.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几个问题

两汉刺史制度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发展起来,在武帝元封五年正式确立,并以其独特的"居无定所"、"分部行刺"、"秩卑权重"为两汉吏治清明提供了很好的保证.但同时剌史制度也在刺史的不断越权中异化,逐渐成为中央统治上的隐患.东汉末年,刺史州牧藩镇割据,两汉刺史制度寿终正寝.可以说,保证刺史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刺史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深入研究两汉刺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为我们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论两汉时期的河南经济

两汉时期河南的农业、丝织业、冶铁业、官营杂项手工业以及精密仪器制造、商业城市数量等,均繁荣昌盛,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或先进行列.我国文献中最早有关煤炭开采和用于冶炼的记载也始于河南.到西汉中后期,河南经济的整体实力已不亚于政治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西汉后期和东汉的人口数量,河南也均位居全国第一,表明河南已经恢复了经济重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