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

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孙建民顾宏义为了对抗来自北方的威胁，彻底纾解外患，北宋长期奉行“东联高丽”的战略对策。但其真正全面付诸实施，却是在王安石领导和影响的变法运动期间。可以说，联丽制辽作为熙丰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变法派富国强兵的基本构想。...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鉴,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元末明初高丽“两端”外交原因初探

元末明初高丽的国内政治,即是亲明集团和亲元集团两大利益集团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图画。高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随着高丽国内亲明、亲元两大利益集团势力的消长,其对外政策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徐兢和他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是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徐兢出使高丽据所见所闻而著成的,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载高丽王朝的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它在历史地理学史上,在中朝关系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这部重要专著过去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为了加深对徐兢及其《高丽图经》的了解,本文拟就徐兢生平,是书内容特点以及不‘足之处作一初步的探讨,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某些便利。因学力和材料的限制,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同志们批评教正。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试论十三世纪蒙古对高丽的入侵

十三世纪是蒙古勃兴和对外肆行征伐的时期,在整个扩张战争的血与火的历史上,蒙古对高丽的东征则为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页。我们无须隐讳东征给高丽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是在历史上人民无权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蒙古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一手造成的。通过战争,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     

从浙东海交活动看两宋政权对高丽政策的转变与得失

两宋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合理制定对外政策成为了宋朝政府得以维持延续的关键,其中对高丽的政策又得到了格外重视。然而,以靖康之变为界,两宋政权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又不尽相同,由此促使了政府对高丽政策发生转变,并形成了前后不同的政策内容。     

高丽忠宣王与中国

忠宣王是高丽第二十六代王 ,同时他也是忽必烈的外孙、元朝驸马 ,特殊的身份导致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中国的 35年中 ,尽尝人生荣辱 ,但对“上国”的敬爱始终如一。忠宣王为元、丽在文化、典制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唐丽战争”初探

关于唐和高丽的关系,即唐太宗父子之攻打高丽,史学界历来研究较少,很少有专文发表。在隋唐史著作和中国通史中,也是简单涉及,语焉不详。现就阅读有关文献所得,并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唐丽战争略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唐攻高丽之动机与原因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唐太宗父子之攻打高丽,有许多表面原因,即拯救汉民、声讨弑逆、恢复旧疆、预防后世之优、海东三国关系的影响等。但是,当我们对现存史料及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如果是这些表面原因,太宗父子绝无必要动用如此多的兵力,花如此大的代价攻打高丽。那么太宗父子攻打高丽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辩

对古高句丽民族的族称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一直为中外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所关注,本文试对此问题作新的考辩,供有关专家学者参考和指正。一高句丽,不同时期的不同史籍,又作高句骊、句丽、高骊、槀离及句骊等。古今学者对其含义的理解颇不一致,如《隋书·高丽传》谓:“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显然,作者认为高为族姓,句丽为族名;《然藜室记述》卷一谓:“高丽亦取山高水丽之义,盖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辽金虽为契丹和女真族建立的中国北族王朝，但在其入主中原汉地的过程中，其本民族的文化形态，由于频繁且持续不断地与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形态相冲撞和融合，从而，辽金王朝，亦呈现出儒化的特征。此种现象，美籍德国学者魏特夫谓之“涵化”。①随着辽金与高丽宗藩朝贡体制的确立，双方在政治往来的同时，亦展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但是，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分散，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而韩国学者李龙范先生所撰《丽丹贸易考》②和日本学者丸龟金氏所撰《高丽与契丹、女真的贸易关系》③，尽管均未涉及辽金与高丽的文化…     

高丽朝使臣与元朝名士之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在古代,两国的长期交往多是通过互派使臣实现的。有元一代,高丽朝入华使臣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们觐见皇帝、太后,进献表文、贡品,完成出使的任务。同时,高丽朝使臣还在馆伴的陪同下,在元朝参加宴会、看戏、参观寺院等活动,并有机会与元朝的名士接触,唱和交流。以高丽朝使臣李藏用、李承休、李齐贤为例,从他们与元名士唱和之中亦可窥见两国文人交往之中各自的风采。     

曾国藩、曾纪泽父子日本观之比较研究

曾国藩对日本怀有开放的心态,重视日本,因而积极促成了中日邦交近代化;曾纪泽在出使欧洲期间,中日关系因为争夺朝鲜变得异常紧张,他对日本的认识前后经历了由联日到防日再到联日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说曾纪泽并没有真正重视日本,对日本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