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清真"诗风探源

从诗风和审美范畴来看,李白诗歌存在壮美和柔美两个方面.属于柔美的一面大致可以概括为"清真","清真"是构成李白诗总体风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李白诗歌创作及审美观念中的"清真"与庄子美学、魏晋玄学及以二谢为代表的南朝诗人有着相当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又有其独特之处.从创作实际看,李白之"清真"表现了他对自然清境的悉心体悟和把握及其与山水的契合融通,也从男一侧面体现了他既超尘拔俗又热烈执著的人生品格.     

李白对清真诗风的标树和发展

李白对清真诗风的标树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着力标举清真自然的诗风;第二,择取晶莹剔透的诗歌意象;第三,在情感诉求方面,真挚情感的自然表述;第四,在艺术传达方面,呈现出自然简淡的特色。     

论儒学对刘熙载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从“中和”“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晚晴一位涉猎很广的美学家,其书法理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的美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书法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刘熙载将儒家的"中和""狂狷""乡愿"引入其书法美学思想,使得其理论极富文化底蕴。细细品味《书概》、《游艺约言》,能够使读者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去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意蕴。     

道教与李白诗风

唐朝统治者以老子后代自居,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不同,佛教强调人们要忍受今生的痛苦,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而道教则不然,它宣扬人要看重今世的享受,强调及时行乐,追求长生不老,因此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在唐代兴盛一时,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道家与道教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至于道教,则是在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探源

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贯穿于我国文学史中 ,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热爱祖国、反对压迫、反对邪恶、追求自由幸福和光明的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唐代李白的诗歌创作标志了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高峰。李白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近千首之多 ,“在风格和表现方法上都是富有浪漫精神的”,他的诗篇和事迹长期为人民所传诵 ,许多名篇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追溯其浪漫主义诗风的源头 ,对于文学史、文化史均具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狂狷、乡愿和伪君子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类型,本文主要以晚明东林诸君的见解为据,兼及孔孟,逐次分析了这些人格类型内涵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特点。特别指出,将乡愿与伪君子混为一谈是在学理上未作深究,并分析了此二者的三点不同。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政治人格的成长和世俗化,提供一文化参照。     

王船山的狂狷思想及其精神气质

狂、狷代表的是两种对应的精神气质或文化人格的类型。但是,王船山在思想上推崇狂狷型人格,在生活中则是狂狷型气质。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与气质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陶潜——李白诗歌的一个文化情结

李白与陶潜都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前人对于他们的创作成就论述颇详 ,但对于李白如何歌咏陶潜以及陶李二人思想文化和艺术审美上的契合之点却很少论及。本文力求通过这一角度窥探李白咏陶诗的意义 ,并寻求其身上陶潜情结所独具的深厚内蕴。一翻阅《李太白诗集》,不难见到李白对陶潜本事的多方沿用。他在寄赠友人的诗中 ,或以陶潜比况旧友 ,或以陶潜引为自况 ;陶潜既是他心灵相通的知交 ,有时又是他作为嘲谑的对象。这表面看似矛盾的心里 ,实际上又统一于诗人极其复杂的行为当中 ;诗人可以借陶潜之眼睛体察社会 ,也可以借陶潜之情愫…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试论李白对李颀诗风的影响

在盛唐诗坛,李白、李颀两位诗人有较多相似处:两人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且都炼丹服食;二人皆倾财任侠,不事产业.开元时期,李白、李颀都与宰相之子、玄宗之婿张珀有着不同寻常的交谊.天宝初,李白以天纵之才把雄奇奔放的诗风带进京城诗坛,而此时恰是李颀诗风发生质变时期,且其转变后的诗风豪放跌宕,尤其是人物素描诗中对狂诞个性的张扬,最接近李白的作品.可以说:李颀诗风的转变,当较多的受到李白影响.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李白与惠特曼比较

李白与惠特曼是两个伟大国度的伟大诗人,他们是中关文学的双子星座,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李白与惠特曼诗歌中都洋溢着一种盛大的国家气象,前者表现为盛唐气象,后者表现为美国气派。布衣感与草叶精神分别是李白、惠特曼的重要精神符号,也是他们诗歌的灵魂。李白、惠特曼都有着恢宏的宇宙情怀。宇宙情怀使李白、惠特曼的诗歌境界辽阔,气格高迈。     

李白"清水出芙蓉"诗风新探

本文着重论述了李白“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之诗风 ,更偏重于“去雕饰”这样一个与本质论和创作论相连的构成性概念 ,因此 ,在李白这里 ,“清水出芙蓉”也就不仅限于谢灵运那样的自然清景之描绘 ,而是可以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不唯李白 ,盛唐诗人都表现出不假雕饰、天机俊发的审美趋向 ,这与当时乐府风尚的再度勃兴密切相关。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

郑板桥的矛盾人格主要表现在:积极进取的儒士人格和惊世骇俗的狂怪人格两个方面,而造成这种人格的成因则主要归结为:儒家正统教育的塑造,狂狷名士之风的继承,以及当时的个性主义思潮三者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