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的“仁爱”原则、“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大同”之理想具有普适的超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倡导儒家的智慧良知。儒家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浅析熊十力的“大同”理想———以《原儒》和《读经示要》为例简

“大同之世”出自于《礼记》,是先秦儒家对理想政治的描绘。熊十力推崇六经,同时又心系国家苍生,“大同”理想便是他本人结合当时所处之特殊社会状况并根据自己对六经要旨、大道的理解所提出的思想体系,也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内容上看,它既包含了传统儒家理想的仁爱礼法、奉公去私、厚德利生与和睦共生,也融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法治,以至于最后期盼实现一种消弭国家界限而天下一家的和睦世界。可以说,“大同”理想作为熊十力“外王”的归宿,起到了对本体论、宇宙论等思想的统领作用,从而具有极为复杂的综合特点,也对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其思想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以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思想为例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经历过进化论信仰的时期,他们对于平等的理解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而是掺杂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进化论思想中的平等观念。他们一方面接受唯物史观,追寻着社会不平等的终极原因——经济不平等;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追求人格的平等;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理想模式下的平等观,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陈独秀与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进路     

同天之乐与忧患经世--论张载的理想境界

张载的理想境界既是同天之乐的境界又是忧患经世的境界,是内在成德之乐与外在济世之忧合一的境界。张载认为学礼、循礼不仅可以明理、正心,达到同天之乐,也可以使不仁者仁,亦有济世之功。张载的理想境界不仅对中国儒家人生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当代个人精神健康、家庭幸福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他认为历史是物质的、变化的,历史有其自身矛盾运动和规律,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实践运用,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和谐思想源于“和合”精神。人与自然和谐是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发展模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合理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

在西方,妥协不仅是民主政治中的常见现象,而且也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在许多国家成为公众和社会珍视的价值与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妥协被认为与西方社会的两个核心理念———自由、民主有密切联系。就它与自由的关系而言,妥协是暴力之外唯一有效解决冲突的手段,以妥协方式解决冲突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妥协因而被认为是自由不得不付出、并且也值得付出的代价;就它与民主的关系而言,妥协与人民的同意、保护少数等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妥协精神对保证西方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有着重要意义,是民主的重要精神条件。     

从启蒙到革命：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逻辑构成

本文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梳理,通过对道德理想在革命路径中举足轻重位置的分析,得出结论:启蒙并不一定要走向革命,同时,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理想和革命的口实。     

党内民主的演进轨迹及其若干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开展,党内民主发展的新路不断拓展。30年来,党内民主经历了恢复发展与努力探索、把握方向稳步前进、改革创新与深入发展三个阶段,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有重要启示。     

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思想初探

为丰富对李大钊的研究视角,探究李大钊教育思想精华,以家庭教育为切入点,对李大钊家庭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包含理想教育、生活作风教育、学习教育三方面。其思想来源,一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和祖父的言传身教;二是李大钊自身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三是李大钊丰富的教育实践。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思想,是他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研究和学习李大钊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家庭教育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