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暗合——析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中西合璧、显隐结合的过程,故乡背景、童年经历、私塾教育与少年上海求学经历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隐性因素;程朱理学、乾嘉朴学以及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个人影响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显性因素.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朴学”与“科学”的方法论嫁接及其误区——胡适倡导“新红学”的学术动因辨析

本文分析了胡适“新红学”之“科学方法”的具体构成与思想根源,指出胡适是将传统的乾嘉朴学的考证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思想,经过合并与嫁接,逐步构造出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方法并将之应用于红学,而此一方法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提出的虚实互融的“事体情理”观是不相适应的。     

显性的“自觉”——杜威对胡适科学理性建构的影响

杜威对胡适科学理性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由"经验"导入"务实"。第二,由"经验"导入"人本"。第三,由"历程"导入"历史"。第四,由"思想"导入"实证"。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论

人生观和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切与体认,是人生观主体对客体从价值-层面上进行归本性的省察和确认,自信为“善”后,从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看法,它的人生的旅途中,为人的行为以及人生道路的抉择起着一种范导性作用。     

胡适科学理性指导下的文学主张

胡适科学理性指导下的文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历史思维对进化论的强调,求真思维对现实感的强调,实验思维对方法论的强调。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即是集中反映了上述两类学者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方法之比类研究

实证的方法自孔德提出以来,逐渐成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为公众所接受与普及。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之间有着相类似的现象。从一般方法论角度比类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能够论证得出朴学中具有科学的方法与精神的结论,从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具有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论胡适文学革命的“语言”逻辑起点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白话文运动"是对语言与文学的双重革命.胡适"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并取得显著成就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语言的主体地位,找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起点.因此才有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觉悟,并使其坚信白话文学是大势所趋.但语言工具只是"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胡适的"语言工具论"限制了他的现代语言观,究竟如何推进白话文学,胡适只能从文学史上找根源,再就是不断地"尝试"白话文写作.     

论胡适的“书院情结”

胡适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对书院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胡适的＂书院情结＂有其早期教育、个人求学经历和家庭社会环境的根源,学习西方、反思传统、探索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救国之路,是胡适＂书院情结＂的根本原因。胡适对古代书院的源流、制度、经费及运作模式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凝炼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精华,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资源的独特价值。他对比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现代型大学之后进行的深刻思考,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

胡适复杂的思想中内含着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两个层面,二者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分裂的。这一裂痕在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议政后显得更加明显。30年代中期,胡适出而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既有偶然性,又寄存着必然性,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离开了具体语境来谈胡适“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就胡适思想言,现实态度上的赞同“全盘西化”论与其学术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和紧张。     

伽达默尔的“理性”与“科学”

作为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伽达默尔诠释学显示出许多与英美科学哲学相似的兴趣和追求,“如何在科学时代重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健全理性’成为双方共同探究、参照思索的一大难题。通过对相对主义指责的辩驳、对精神科学独立性的论证以及对实践理性的复兴,伽达默尔试图从本体论上揭橥诠释学经验的普遍性。本文认为,伽达默尔对于方法论的轻视、对于启蒙精神的曲解、对于科学观念的成见以及对于实践理性的另辟蹊径,最终使得他认为科学与理性相分离、科学与真理相分离;但他的论证存在着诸多含糊、不充分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

学术与政治,是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话题。作为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领袖,胡适的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身陷季羡林所谓的"怪圈"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文章联系胡适学术历程,从传统文化、现代哲学基础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对胡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予新颖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     

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

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用。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这种治学方法,贯串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