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过失中注意义务的几个问题研究

犯罪过失有其特殊的心理构造，就形式而言有认识与意志，从内容来说有事实与规范。在犯罪过失的构成中，规范因素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犯罪过失规范因素的核心是注意义务，过失的本质在于违反注意义务。因而就过失犯罪的成立来说，行为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是一个必要的判断程序。违反注意义务的标准，其实质就是探究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的判断标准，也就是确定行为人能够注意与不能够注意的判断标准。换言之，即以什么人的注意能力来判定是否违反注意义务。     

道德评价方法辨析--从"道德失范"说起

"道德失范"是一个价值判断,暗含了一个道德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评价标准自身是否合理;用不变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变化着的道德实践是否合理;用单一的道德评价标准去评价多层次的"现有的道德实践"在方法上是否合理;用过去的或现有的观点来审视新的道德实践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否合理,这是"道德失范"问题所关涉的,也是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道德失范"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和所使用的方法作一辩证分析,使人们对目前的道德现状有一个更科学的、更明确的认识,同时对建立新的道德标准问题及科学地、客观地评价现有道德实践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建议.     

实践:问题、知识、标准

按人类实践的逻辑,所有人类问题都可归于四个基本提问:对象为何物?对象谓何义?对象能何改?对象当何改?其中1、3属于真值问题,2、4属于价值问题.对问题的答案可谓知识,所以知识亦有真值知识与价值知识之分.不论哪种知识都存在对错之辨,真值知识的对错体现为真假,价值知识的对错体现为良劣.分辨对错要有标准,分辨真值知识之真假的真值标准就是真值知识所描述的客观对象本身,分辨价值知识之良劣的价值标准则只能由人设定.在分辨知识对错的过程中,实践是证明知识是否正确的方法,而不是检验知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实践本身也可以是人的对象,实践同样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判断实践的成功与否和判断实践的正确与否不是一回事,前者需以实践目的为标准,后者需以价值目标为标准.     

美国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直接决定着证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平衡,是产品责任法的核心.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消费者期待标准、"风险一效用"标准、巴克两分法等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则进一步明确了按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进行判断,为产品缺陷的认定提供了更为明晰的答案.比较而言,我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相关立法不太完善,"不合理危险"标准与法定标准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总结美国法中的成熟经验并加以借鉴,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过错的客观判断标准

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本归责原则。如何判断行为人有没有过错,有主观判断标准、客观判断标准和折中的判断标准三种主张。客观判断标准使过错的判断更加明确具体,适用方便简洁,符合《侵权责任法》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立法目的,促使行为人更加谨慎地行为。因此,客观判断标准应该成为我国《侵权责任法》适用中判断行为有无过错的主要标准。     

民族英雄问题再思考--从岳飞、文天祥的评价说起

评价历史上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应以民族族别划界线,而应以其是否维护所属民族及中华民族的共同根本利益来判断,亦即以是否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事实的科学标准.     

防卫紧迫性判断标准的刑法教义学诠释

围绕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域外刑法理论长期存在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虽然有客观主观说、区分说等观点,但事后判断标准说牢固地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准则。事后判断标准说并不完美,相反,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偏差日益严重,该说难辞其咎。鉴于此,有必要从判断时间、判断对象、判断立场等层面重新检视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坚持以行为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一般人判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不法侵害是否正在发生或迫在眉睫。     

论思维的检验标准问题

人的思维是否正确或具有真理性的检验标准是什么?是实践本身还是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而不同性质的实践在人的认识与改造活动中起着不同性质的作用,与此相联系的不同性质的思维自然有着各自不同性质的检验标准。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思维的检验标准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武器与指导。     

论善恶标准的合理确立

善恶标准主要是判断行为或观念的善恶标准。尽管善恶标准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实践总结概括而来 ,对善恶标准的正确性的认识也需要实践的检验 ,善恶标准中也要有真理性的成分。但由于善恶标准更具有目的性、理想性的特征 ,带有更多的人为确立和制订的因素 ,而且其目的主要是为人们扬善祛恶的活动提供导向 ,因而 ,善恶标准主要是合理性的问题。合理性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之一 ,首先不是纯理论的问题 ,而是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实践不断突破传统真理观的视野 ,合理性问题就凸现出来。而实际上 ,真理性的发展正趋向合理性 ,而合…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一）什么是实践标准？实践标准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简称。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于真理的本质特征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真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一致。但是要判断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单从主观...     

大数据时代“合理隐私期待”主客观标准的适用

大数据一方面加速推进社会信息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隐私侵权问题。侵权判断标准是核心问题,宜从"合理隐私期待"的主观标准中信息的披露、风险的披露、范围的披露去判断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实际期待,从客观标准中的社会要素、事实要素去评判社会对个人隐私期待利益是否合理。大数据时代我国隐私侵权的应对,应明确基本个人数据立法、确立数据控制者主体的义务、完善"通知—同意"法律规则、完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     

从认识论标准到价值论标准的跨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探索

实践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作用.邓小平在坚持实践标准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把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进而转化为判断社会综合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又落脚到实现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从而转化为人民利益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形成了一个真理标准体系,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真理标准体系使实践标准从较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变为较为具体的实际形态,使实践标准更具实现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从认识论标准到价值论标准的理论跨越和重大创新.     

“三个有利于”是检验改革开放成败的客观标准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明确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措施得失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坚持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彻底唯物主义观点。     

论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有关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性质的几种学说进行客观评析，本着判断一种学说是否科学、合理，则要看它是否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的标准，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型总有。     

论集体价值的实现方式

把集体价值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是一个长期来较为流行的模糊认识。这一认识不仅对理论探讨，而且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也是不利的。本文通过对集体价值的社会属性、地位界定、实现方式、东西方比较和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的研究、提出集体价值实质上不姓“社”，也不姓“资”。它只姓“集体”，差别在于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     

功能视野下约定违约金过高调整1.3倍规则的反思和改进——兼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

约定违约金高具有多重功能,如预估损失、促进履行、增加确定性、排除或限制证明责任、减少诉讼、降低交易成本等。约定违约金虽属合同自由领域,然法律往往对其进行特别规制,学界对此有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了以实际损失的13倍作为判断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尽管该标准有明显优势,但其不能有效促进履约或预估损失,降低了确定性,强加了本欲回避的证明责任,额外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诉讼概率,混淆了商事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不同需求,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立法有必要回应对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一体性判断标准,并区别对待商事合同和消费者合同,严格解释“过分高”的标准。     

理性与信仰——关于经济学研究边界和广义效用的讨论(二)

叶:上一场讨论中你问到:效用主义的解释范围到底有没有边界?信仰行为是在这一解释范围内呢?还是超出了效用主义可以解释的范围?任何理论都是有限范围的理论,如果承认这一判断,我们也应当为效用理论及广义效用理论划界。现在,让我们顺着你的问题继续讨论。 首先,“效用主义”的边界是否可以确定在人在自主、自为条件下的“目的性行为”的范围内?因为,这类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那就是(在给定偏好前提下的)“自我意志的自由选择”,而选     

公司治理中董事注意义务之判断标准探析

董事注意义务的确立代表着股东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成为约束董事懈怠和不当行为的重要制度.英美判例法中的抽象判断标准与董事的一项项具体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大陆法系则以主客观相结合标准来判断董事的注意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结合我国<公司法>实践,董事注意义务制度的构建应循抽象的主客观标准与具体的行为标准相结合的复合路径进行改造.     

政党意识文明及其标准问题

政党意识是指对政党的情感、观念与认识的总称,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现象与政治现象,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政党意识包括政党情感、道德与文化、理论（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有自我认识与外在认识之别．它与政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政党意识涉及“政党是什么、为了什么、干什么、如何去干”等基本内容,具有主观能动性、价值倾向性乃至阶级性等基本政治特性,但这并不能否认政党意识的科学性、正当性乃至进步性。从理论上看,科学性、正当性、进步性乃判断政党意识是否文明的三把标尺;从实践上看,政党意识是否文明,需要接受具体的实践检验,最终要以促进国家文明、社会文明、人的文明的成效为根本检验标准。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性“社”还是姓“资”的标准，也是判断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的最好体现。“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是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在工作中就比较注意发展经济，关心人民生活，并把这个问题提到能否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高度。1943年1月26日，他在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