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试论歌的本色

后人评论韩愈诗歌,往往拈出“奇险”二字,褒之者因此褒,贬之者亦因此贬。然而,在我们看来,韩愈的一部分奇险诗固然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些诗所呈现的只是韩诗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面貌,而非韩诗的全貌。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     

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除了倡导古文运动和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外,在思想领域里,他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排斥佛教和道教,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已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代愈     

既开风气又为师——韩愈与北宋诗

仅从唐代诗歌史的角度来看,韩愈似还称不上是最优秀的诗人,至少与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星相比还有差距;但从对宋诗的影响而论,韩愈则是仅次于杜甫的二号盟主,而且杜诗的影响有不少还是通过韩诗的中转来实现的。清人叶燮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今人钱钟书先生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都看到了韩诗在北宋的巨大影响,惜未及展开。本文以此为基点,就北宋诗与韩愈的绍承关系胪述如次。 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韩愈对北宋诗的巨大影响,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韩诗本身。同一切艺术大师一样,韩诗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不主一宗的,陈衍谓“元和以降,各人各具一种笔意,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珂三种笔     

曾国藩的韩愈情结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推崇韩愈,至日之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诗文也揄扬不已,他既借鉴韩诗的一些技法,又心仪于韩诗的“兀傲”及“诙诡”;对韩文则关注尤多,更以其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相倡．具有鲜明的当下针对意义。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权德舆诗歌创作的地域文化阐释

“知人论世”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批评方式,涉及研究作家作品时要参照其生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唐代文学家权德舆的诗歌创作受其家乡润州地域文化影响比较大,在诗歌意象上较多地使用练湖,在诗歌语言上学习楚骚文学的语言艺术,在诗歌风格上借鉴齐梁体诗歌的创作模式.权德舆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与他家乡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韩愈诗歌风格的形成探析

<正> 不管是毁,还是誉,韩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舞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己经无人怀疑.“韩昌黎体”这个名称的出现,就是证明.诚然,韩愈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韩昌黎体”不主一端.但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作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有它的基本倾向,它的大端.韩愈诗歌风格的主要方面,叶燮在诗论中已经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力大”、“思雄”是韩愈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后来,赵翼更加明确地指出:“昌黎自有其本色,仍在‘字从言顺’中,自然雄厚博大.”“雄厚博大”,这是韩愈的旗帜.他正是以这种风格,在流派纷纭、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成为后代诗人仿效的榜样.     

韩愈文学创作与中唐文化思想转型——以《秋怀诗十一首》为中心

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他短篇诗歌的代表作品。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组作品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革新之作。组诗从自然和人生两个主题,反思了宋玉以来的秋诗传统。自然方面,韩愈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系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认知,形成了一种基于生命意志的自然观。人生方面,韩愈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追求内在道德修养的人生观。积极面对自然和人生之秋的价值体系,反映出从中唐开始,文学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而诗歌呈现出来"学人之诗"的独特审美意识,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韩诗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汉民族的宗教观

约翰·洛克为了反驳笛卡尔的人人都具有"先验的上帝观念"的观点时,曾断言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些"天生的无神论者".这个论断其实并不可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唐代的韩愈贬官潮州后曾写下了荒诞不经的《祭鳄鱼文》.他之所以祭鳄鱼表面看似乎是为民祈求平安,但其迷信色彩却是十分显然的.这似乎也说明了儒家对宗教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些都表明了儒家对于宗教是抱着不甚关心的态度的;但另一方面,"祭神如神在"之类的话又说明儒家对"神"还是承认的,尽管并不认真.儒家在汉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信.虽然隋唐时期道教、佛教也曾盛行过,但始终不能代替儒家.所以汉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不存在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     

陆世仪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陆世仪在诗学观念上主要继承的是儒家的诗教说,同时面对易代的社会环境,他又提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强调借诗歌以“论人论世”,即注重诗歌抒发个人性情之真与记载社会时事的功能。这一诗歌阅读理论影响到陆世仪的诗歌创作,其诗前期主要表现了作为理学家的性情与学问,从而呈现出清新恬淡的诗歌风貌;晚年生活困顿,情感激烈,其诗歌则紧紧围绕自我人生之遭际与下层人民生活之痛苦而展开,呈现出沉痛隐微的风貌。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谐世与济世相交织的人生态度,也是形成其诗歌复杂面貌的原因。     

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的赠答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些赠答诗都集中于其诗歌创作的前期,后期未创作赠答诗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在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诗歌主题都不是单一的,同时表现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     

为天下苍生而挥洒泣血诗情——王学忠诗歌论

王学忠是河南安阳诗人。他的诗歌为底层民众立言,以愤怒、呐喊的姿态尽情揭露社会假丑恶现象,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王学忠诗歌现象”。他诗歌中的平民意识与抗争思想,以他最初儿童诗歌中的悲悯情怀为源头．在社会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他的诗歌精神得到升华,最终形成了他“平民诗人”的特征。他的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导引性意义。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诗教精神与自我抒写: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指向 ——王袆诗学思想研究

王袆的诗学思想由于受到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其诗学观念以儒家教化经世为核心,同时更强调情感抒发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并由此体现为其认可诗歌体貌多样化的倾向。其本人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哀感顽艳体貌与超然脱俗审美趣味,则展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复杂特征。王袆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代表了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毛泽东诗词象征艺术浅论

毛泽东诗词使抽象的意思具体化,语言精炼而发人想象的象征手法比比皆是。通过自然景物隐喻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勾勒特定的人物动物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远大理想与博大胸怀,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暗示性间接性含蓄性以及不确定性十分明显。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艺术地创造了一个特有的象征世界,连绵的群山,奔腾的流水,展翅的鲲鹏在诗中都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记,诗人深邃的思想内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毛泽东秉承庄屈浪漫主义诗风,不但有艺术的渊源,还有生理与心理的渊源呢!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易》的发明与张载“太虚”气本之论

宋明理学的创生和发展是在与经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的;具体到张载来看,"太虚"的概念虽然在宋朝之前更为道家和道教所盛言,但是张载利用《易》之"幽明"与"形"、"象"诸说,最终将其内化为儒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驳斥佛老理论的重要依据。本文从确定"太虚"的意涵入手,进而具体分析张载对于《易》的利用与其发明"太虚"气本的关系,并以此为理学与经学之互动备作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