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船山义利论与正确义利观

<正>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论题,历代思想家都曾对这一范畴进行过研究和探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家围绕义利关系就展开相互辩难,大体形成了重义轻利论(儒家),重利轻义论(法家),义利并重论(墨家),义利俱轻论(道家)。迨至宋明,义利之辨更是成为社会价值导向和价值取     

中国正统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义利问题是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义利之辩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之久,各家各派在义利问题上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其中重义轻利的观点是正统儒家在义利选择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主张。这个观点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是中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这一传统义利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有助于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弘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摒弃消极颓废的思想观念,进而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中外伦理思想史一再证明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就会出现“义利之辨”的激烈论争。只是由于各个社会变革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义利之辨”的内容、性质及其理论形式各不相同罢了。当今中国的“义利之辨”就是在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实质就是在选择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从“义利新辨”中问世的扛鼎之作——评《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延续数千年而未有穷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道义和功利、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问题的看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导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义利问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不同形式的论争。重新活跃起来的义利之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现阶段明辨义利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于引导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建设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虽然有不少探讨义利问题的文章见诸报刊，但从新的广度和深度上系统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观的…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儒、法、墨三家义利观的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构成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义利之辨”,就是围绕着社会道德准则与人们现实利益之间的关系,在诸子百家中产生的歧见与争辩。其中,态度积极、观点突出者,以儒、法、墨三家为尤。本文试图对此作一鸟瞰式的考察。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先秦儒家义利观浅析

先秦儒家义利观浅析何志强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文化问题。其中，对中国古代义利思想争论较多的是对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时代影响的看法，至今仍然众说纷坛，褒贬不一。社会...     

儒学合理群体主义及其现代思想价值

儒学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主张独立人格形象,弘扬个性与意志独立;肯定个人利益,倡导义利统一;提倡和谐公正,体现平等无私。儒学合理群体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参照系。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并由此形成内容各异的义利观。中国的义利观，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了的价值观。以儒家义利观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道义优先精神．曾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并一代一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杨国荣义利之辩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老问题。孔子而下，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对义利关系作了种种辩析。作为儒学的传人，理学家同样将义利之辩视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程额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第１２０页）由此不难看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