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的“东方情结”一直主导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西方何以迷恋东方 ?而东方在西方世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的“东方情结”是迷恋与批判意识的混合 ,无论是出于对东方的浪漫化或是对东方的好奇 ,西方表现出的“东方情结”都是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内在需要 ,也是西方文化“焦虑”的表现。“东方情结”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界“东方转向”的本质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对话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无疑是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则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德语神学界的“政治神学”及拉美神学界的“解放神学”之间展开,并且已经开始越过纯理论的层面。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渊源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及其主要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知识者的精神守望与自救（等7则）

【知识者精神的守望与自救】谭桂林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沧浪之水》等两部小说在精神品质上强烈地显示出一种对话性:既有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对话,也有自尊与自虐、情与理、爱与欲、独醒与同醉、历史与现实、真与假、仕与隐、虚无与实在、神性与魔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描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的悸动、理性的茫然、文化的尴尬、人格的失落,从而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世俗化潮流中的精神守望与自救问题。在文章最后,作者郑重提到《沧浪之水》结尾的两个细节:一是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时,“我心中忽然有一种…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东方诗学与东方批评

东方诗学与东方批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对话杜书瀛毛峰杜书瀛（以下简称杜）：９０年代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在西方诗学和西方批评的大量引进下，极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学术思路，实现了中国当代诗学和文艺批评与国际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某种程度的...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

网络和电视正在改写着当代文化批评的品格与批评主体的身份和地位.网络文化是全球化文化的基本走向,在这一平台上,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存在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而网络文化的建立有待于网络法的实施.当代中国电视文化也出现了诸多文化精神症候,值得学界分析厘定.新世纪的电视批评,应从总体批判走向分类批判,从一般性的讨论变成前沿专业的讨论,从三七开的讨论变成更尖锐和推进式的讨论.电视文化与网络文化,都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媒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应该不仅仅运载着西方的精神、思想、艺术、和文化,相反,只有突出在公众平台上的东方思想、精神和中国艺术、文化,才可以同世界其它文化形成互动,形成对话,形成彼此对差异性的尊重.     

精神和谐是和谐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

精神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要营造好精神和谐的局面,就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培育民族精神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上,并重视其制度保障。同时,还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与“多元”、“建设”与“批判”、“现代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及其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基于对“东方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将西方文化殖民的阴谋暴露于世,由此揭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新的批判视角。无论是全球多元文化的现世交融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都呼唤着“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自我文化”的重建。中国红色文化从消解“他者”形象、驳斥“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审视和批判了“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从叙事逻辑、话语站位和传播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制,从而坚定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提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对话主义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

本文评析了巴赫金以对话为核心的美学与文化理论,以及巴赫金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深远影响,认为巴赫金关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宏观又微观,结合了“历史与美学的思考”。巴赫金对文学本文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重要发展。巴赫金理论主要包括:复调、语言杂多、狂欢化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主体性建构;言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话主义不仅是对转型期文化的不确定、未完成性的一种理论概括,而且提供了思索、把握当代文化的历史视界。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踯躅于文化困境的宿命--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

本文从“永失家园”、“爱情的孤独属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与隔阂”、“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心态”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问题。指出它是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无所依傍的矛盾复杂心态的精神表征,是现代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与合流当中,陷入灵魂撕裂般痛苦和心灵炼狱般煎熬的精神巨痛的产物;因此,它既隐喻了现实生存的困境,又喻示了身处文化困境的他们精神历程的复杂与思想演进的艰难。     

论列宁的东方理论

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东方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东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实现了由“西方重心论”向“东方重心论”的转移,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南。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势”观念出发,对全球化应采取“理势兼顾”的态度,在参与中发挥东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关系方面,必须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发扬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确立“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作为处理文化关系与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